利用多层次线性模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居住稳定性及财富累积对代际闭合有正面影响。另外，利用空间分析，他们发现这种社区影响有溢出效应，生活在靠近这些代际闭合高的社区会提高本身社区的代际闭合，即使控制了本身社区的结构特征。换句话说，稳定的富裕社区更容易产生代际闭合，代际闭合高的社区旁边的社区也容易产生代际闭合。

因此，居住的稳定性与财富的积累将通过作用于代际闭合，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居住稳定性越高，财富积累越多，则代际闭合程度越高；相应地，儿童学业将越优秀。

Putnam等学者的观点表明，社区提供的社会支持，可作为儿童成长的公共资源。当社区的凝聚力高时，为儿童发展提供了除家庭以外的另一种保障；当社区隔离不那么严重的时候，社区中成功的大人为儿童成长提供了榜样作用。而当社区衰落了之后，儿童成长仅仅是每个家庭的责任。对于衰落的社区中的工人阶层而言，家庭社会资本少，儿童成长开始打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中国国情下的社区与儿童发展

在国内，关于社区与儿童学业发展的研究远少于西方，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上可以查阅到的相关度较高的文献不超过10篇。其中一篇题为《社会资本起作用吗?——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与儿童学业表现》的研究性论文引起了小编的注意。

根据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庭的代际闭合程度本应显著影响儿童学业表现。然而基于甘肃基础教育调查数据,该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家庭的代际闭合对子女学业表现并无显著影响。对此，作者提出三种可能的解释:(1)农村儿童的学业表现主要取决于家庭经济资本而非社会资本;(2)农村父母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制约了社会资本在促进儿童教育发展上的作用;(3)现有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不能准确度量农村家庭父母的育儿方式。

首先，社会资本对儿童教育发展的作用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科尔曼提出，根据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可以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儿童劳动力使用”阶段，社会主要由村落构成，以种植业、畜牧业为主。处于这一阶段的家庭大多重视儿童的劳动生产力而非教育。同时，教育资源短缺，有形教育资源如书本、教师、教室等严重不足，教育资源普遍分配不平等。

社会发展到第二阶段时，儿童开始作为家庭的投资对象。这一阶段的社会是后农业、城市化的，以手工制造业为主。此时，家庭开始投资孩子的人力资本以期提升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进入第三阶段的社会已经是先进的工业社会，时间成为了稀缺资源。此时，学生的学习动机、家庭对儿童投入的时间及精力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变得重要。

我国西部农村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大多数家庭经济资本匮乏，有形教育资源稀缺，但父母对儿童普遍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并愿意投资孩子的人力资本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国家推出了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两免一补”等政策措施，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而无法负担学费以致孩子辍学的贫困家庭仍不在少数，在读的孩子也难以获得充足的教育资源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儿童营养摄入不足，对学习活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此时，家庭经济资本对儿童学业表现的提高更为重要。

其次，农村家庭的社会闭合程度不起作用可能与父母运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有关。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农村父母不知如何恰当地与孩子交流，并缺乏为孩子教育提供帮助的能力。中国西部农村的父母如拉鲁所研究的美国劳工阶层父母一样，由于职业地位较低，他们没有自信与教师平等交流、监督或对教师的行为提出质疑。本文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等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

最后，反映父母育儿投入的社会资本可能并没有在问卷中被有效度量。

换言之，不是科尔曼提出的社会闭合不起作用，而是该研究使用的数据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场景下的父母育儿参与。该研究分别使用了四种和五种行为度量父母在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社会闭合程度，开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源自西方学术界的操作化定义可能并没有考虑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比如谢爱磊发现，西部农村父母用于了解孩子学习状况的社会网络大多由亲戚或朋友组成，他们更乐于向在学校工作的亲戚、朋友或邻居了解孩子的信息，但很少与教师当面交谈或刻意结识孩子同学的父母。因此，基于本文问卷所度量的农村家庭代际闭合程度较低，并不意味着父母不重视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子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