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7日，也就是“云上贵州”第一节点启用两天后，阿里云开发者大会（云栖大会前身）在杭州举行，大会专辟了“云上贵州”展馆。一个月以后，“云上贵州”二期结顶成功。

　　2014年12月20号，阿里云开发者大会移师贵阳，贵阳也成了杭州之外第一个举办阿里云开发者大会的城市。

　　2016年8月3日，双方签订第二个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开始向“云上贵州”之外的领域渗透，围绕产业链，形成生态效应。

　　2017年5月底，第三届数博会，阿里创新中心落户贵安新区，阿里与贵州公安合作的“块数据中心云平台”上线，阿里与贵州理工学院合作的大数据学院挂牌，将于秋季招收首届本科生。

　　如此密集又不失节奏的互动，无可辩驳地印证了双方的深度关系。当然，双方彼此都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颇有深度的关系并无排他性，但它还是证明了一个新兴产业和一个后进区域之间，在各自的萌芽期、追赶期或转型期中，彼此无可替代的一种缘分。

　　贵州本是个落后地区，人口、产业基础、消费能力、交通物流、教育人才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方面无一拿得出手。这也是中西部地区的宿命。

　　但是反过来看，在这样一个各种架构、各种形式、各种通道全面革新的时代，落后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蕴藏。中国的移动支付之所以全面超越美国，中国之所以培育出众多最先进的互联网消费商业模式，就在于中国某些方面的落后。

　　正因其落后，所以惰性没那么严重，转化起来更轻盈。这一点不仅对于贵州适用，也对更多类似发展水平的区域适用。

　　举几个例子，比如新疆，这里是通向中亚的门户，是一带一路的桥头堡，有尚未被开掘的巨大链接动能。再比如云南，这是通向东盟的门户。以上两个地方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是贵州的特点。越是这种产业结构失衡、城乡差异巨大、民族文化与历史地理风貌多样性的省份，越能发挥信息技术产业的力量。

　　之前讲过，贵州应该是中国政府有意塑造的一轮改革的样板地。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淡化其他竞争要素充分的市场，突出借力大数据的优势；二是贵州本身雄厚的军工基础积累下来的转型势能，三是贵州文化、历史、民族、经济、地理风貌多样性。

　　当然，贵州发展大数据行业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凉爽的气候有利于散热，水能丰富，电能充足。大型数据中心可是高能耗设施。习近平在考察贵州时就说过：“贵州发展大数据确实有道理。”

　　同时贵州对自己的劣势也很清醒。今年2月6日，鸡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贵州省印发了《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其中提到贵州的诸多劣势，主要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实体经济土壤贫瘠，技术和人才支撑不足，创新创业环境待优化等等。

　　该规划特地强调：“国内外众多龙头骨干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在新技术、新业务、新业态方面的发展能力迅速提高、商业模式逐渐成型，培育了规模巨大的用户群，占据明显的市场优势。与之相比，我省数字经济新兴领域的应用创新和市场培育较为滞后，应用范围和领域亟待扩大，企业成长壮大面临诸多困难。如果不能积极培育和挖掘市场应用、吸引用户并尽快拓展市场空间，我省数字经济发展的“幼稚阶段”可能延长，并有可能错失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良机。”

　　拿自己和企业比，虽不免有些许错位的嫌疑，但是很显然，政府的力量再大，也不是万能的。贵州的大数据建设和以往一样，离不开平台级企业的支持。这就是阿里云的机会。

　　正如前述，贵州大数据产业能有今日，阿里云早已是个独一无二意义上的参与者，说是“合伙人”并不过分。 某种意义上，贵州是阿里云第一个区域合作的实验室，阿里云也是贵州踏上信息产业新台阶的关键力量。

　　阿里云无论在国内和全球云计算市场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国内，它有着巨大的体量优势，相当于第2至第20名的体量之和，更有着触达各种深层次场景的决心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