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之心：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您曾经从北京骑车到西安，骑行 1500 公里做社会调查考察国情民生，甚至在骑行之前写下遗书，为希望工程做网页时 60 多个小时没有睡觉。是怎样的内驱力使得您有这样的经历？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

　　俞凯：在我自己的本科学生时代，我回忆的不是科研，一定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奖，这些比较有意思有价值的事情。比如骑车这件事。1997 年，Google 还没成立，没有网络，我们想在中国骑车，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国家，要做社会调研。男生都比较喜欢闯，要试试自己的极限。当时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如果我问你，我能不能过黄河这个事儿，你能回答我吗？你会怎么回答我，你怎么证明黄河上有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很天真的问题，但是在当时，却很难解决。但我们当时就是要去做一点事，一定要做成，真的非常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当时就打电话到当时的交通局去问，河水的涨落，是不是有桥会被淹了的情况。包括在我们出去的时候，要写遗书。你必须要考虑有什么样的危险，那个时候就像推公式一样要去写，会有哪些危险，哪种危险你该怎么应对？身上该带多少钱等等。

　　当年的这些事情锻炼了我，让我意识到，当你迫不及待想把一件事做成的时候，不管是做科研还是做其他事情，都必须要有方法，必须要有意志，必须要有理想。方法是支撑你的工具，意志和理想可能是支撑你的精神动力。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有，这是我在大学期间，自己去做这些活动特别明显的一个感受。

　　机器之心：您和创始人高始兴高总，从同学变创业伙伴，你们之间有哪些故事可以分享？

　　俞凯：当时我们在剑桥的时候，是同一个学院的，但是来自不同的系。按国内的说法，可以理解是他在商学院，我相当于是在工学院。虽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但在这个学院里我们吃饭，娱乐都是在一起。认识了之后，发现在很多的问题上有共同点，并且都想要去做一些事，后来就决定一起做思必驰。

　　我印象深刻的则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大家的态度。思必驰在发展过程中有起有伏，但大家经得住折腾，一起扶持走过。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会有很多的折腾。这些折腾不单单是说，一个商业决策错或者是对这样的折腾，它还包括着很多心力交瘁的折腾。对于创业者来讲，如果说他在很多事情上，不能够拿自己底层的东西去拼的话，这个创业，恐怕一遇到困难就会垮掉。我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其实经历过好几次公司比较困难的时候。在最困难时，也会做一些比如把自己的房子给抵押了，这些都会有的。

　　创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义无反顾，这个事儿是思必驰团队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点。当然不是傻的义无反顾，如果说大家都没有学习能力，只是撞南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义无反顾的决心，遇到困难就放弃，我不认为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

　　机器之心：2007 年在英国开始创业，是不是一件主流的事情？面临的挑战如何？

　　俞凯：当时的情况，创业肯定不是一个主流的东西。大部分同学进入到比较大的公司，甚至连高科技公司都不一定，很多都去了金融公司。更多的是找一份比较稳定的，比较高薪的，能够预测的工作。我觉得做不可预测的事情的人，永远都是少数。所以决定做这种事的人，需要有一些内驱力。当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真正预计到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困难。但当时，大家会有一种冲动，想来做一些改变世界的事。

　　机器之心：去年 11 月，您当选为 IEEE SLTC 大陆高校成员，您是如何看待全世界范围内，华人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的成就贡献以及承担的责任？

　　俞凯：去年 11 月当选 IEEE SLTC 大陆高校成员，我应该是这家组织成立三十多年，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位成员。进到这个 Committee 里面的之前大陆只有微软研究院的宋歌平老师，但他不是高校的成员。近几年我觉得非常明显，在人工智能的热潮中，华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机器学习，还是在几个典型的应用领域，图像和语音。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比我再稍微年长一点，以及比我再小一点的这一代人，其实承载了中国的科技走向世界的一个使命。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做的事，就是在中国做世界水平的研究，在中国做世界水平的产业。

　　机器之心：您曾经提到过在国外就读的时候，经常会有人把您和地平线的余凯老师的名字弄混的轶事，可以讲述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