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灵魂是对外部入侵提供绝对保护的最后之门，这种想法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了。

　　约翰·弥尔顿在1634年写的文章里，描述了一位年轻女性被堕落的Comus绑在魔法椅上的情节，atv，她的身体被绑着，但是她自由地呼唤：“你不能限制我心灵的自由。”，她相信自己有能力保护精神自由不受任何外部控制的侵犯。

　　1913年，历史学家John Bagnell Bury写道：“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在想什么，只要他选择隐瞒它。”

　　然而，这种想法可能要被推翻了。在心理过程当中，先进的神经成像设备（如：复杂的神经成像技术和脑机接口技术）让记录、解码、调节该过程中的神经关系成为可能。研究表明，神经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可以“读取”相关心理状态，包括隐藏的意图、视觉的体验甚至是梦的画面，这些都会以一个更加精确、分辨率更高的形式来呈现。

　　虽然这些先进技术在未来的研究和医学领域有着很大的潜力，但是它也提出了一个基本道德、法律和社会的挑战：神经成像是否合法，或者在何种条件下神经成像是合法的，而不是去干扰他人的正常神经活动。

　　图片出自Current Biology 11年的一篇文章，研究者通过fMRI对被试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进行了复现

　　神经科技已经不仅仅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它已经进入商业领域了，而商业领域的道德准则要比临床宽松地多，这就让该问题有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如今，谷歌和Verizon等公司使用神经成像技术和其他神经营销研究服务，来检测消费者喜好以及他们对于广告、产品的潜在印象。

　　通过神经成像技术来解码神经信息的尝试也用于法庭，尽管有时候可能是以一种科学上有疑问的方式。

　　2008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位印度女子以谋杀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决定基于对该女性进行的脑部扫描。根据法官的说法，她的脑部扫描显示出了关于犯罪的“经验性知识”。作为取证工具，神经技术表明了它有着巨大的潜力，它能够提高审讯当中对于测谎的关注。

　　尽管专家们对此持有怀疑态度，No-Lie-FMRI、Government Works等商业公司已经在销售使用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和EEG（脑电图技术）等技术的设备，通过该设备对大脑的记录，人们可以区分真实和谎言。同时，军队在测试神经检测技术，用来检测士兵大脑活动的不足，军队也在使用大脑刺激来增加士兵的警觉性和注意力。

　　2015年，《科学》杂志发布了一篇特殊的论文——《隐私的终结》，论文说明了一个问题：从大数据到无限的网络连接，这些新技术如何让“传统的隐私观念过时”。

　　某种意义上，神经技术可能就是另一种侵犯我们隐私的工具，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尽管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结论，毕竟心理隐私和主观性之间的联系太密切了。乔治·奥威尔在其伟大著作《1984》当中写下了如下预言：“除了你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以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事实上，当精神信息也不再隐蔽，那就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了，主体这一与外部世界隔绝、存在于一个人思维当中的概念将会成为虚无。

　　我（来自Basel大学）和Roberto Andorno（来自Zürich大学）的一篇新文章就写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神经技术走出临床，我们将面临一个社会挑战：决定个人能够拥有什么权利与他们的心理维度有关。这一挑战可能会重塑现有的人权概念，甚至创造新的、基于神经的人权概念。

　　人们有着认知自由权，现在神经法学家在广泛讨论这一权利，该权利让个人在使用神经技术的时候，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做出决定；人们也拥有心理隐私权，该权利保护个人不受第三方强力侵入大脑、获取大脑信息，也保护个人不受非授权收集大脑信息的行为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