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柯也想过，“我学工科的，做什么买卖不行，一定要做这个？”，可见对做音乐生意这事也是没心气了。据高晓松回忆，那时候他自己已经去干别的了，宋柯也准备去荷兰银行上班，结果当时五大唱片之一的华纳要进中国，他就牵头把麦田介绍给了华纳，随后华纳把麦田收购了，宋柯也跟着成了华纳的一员。

　　那时候开始，这俩人就转变了心态，从为了好音乐不顾成本的莽撞，转变到重视商业规则的稳重。期间借着华纳的能力，继续做老狼、朴树之外，还给那英、孙楠、周迅等人出了唱片，但也没出多大的成绩。

　　在和华纳学习了四年之后，麦田在 2004 年脱离了华纳，接受了太合传媒的投资，变更为太合麦田，算是有了一定唱片工业基础的重新开始。不过说是学习，顶多就是知道了唱片公司大概是什么架构、怎么运转，真要说到唱片公司是怎样维持百年不倒，现在看来谁也没学会。

　　世界级的大唱片公司根本不花时间、资源培育本土新人，都是直接拿成熟艺人到大陆收割，现在有业内人士形容那时候就是“唱片业的八国联军”，但当时五大唱片都被当做大哥，所以搞得国内没人学会怎么补充音乐行业的新鲜血液，只学来怎么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

　　宋柯在 2004 年签下了李宇春的唱片约，就是一个这样的“成功”案例。那时候因为李宇春不停上涨的势头，让她的粉丝都知道了天娱传媒和太合麦田，宋柯还挺高兴，甚至说“一个唱片公司老板的职业生涯里，这样的艺人有一个就够了”，但李宇春的名气也是人家天娱捧起来的，只出唱片的太麦不过是捡现成。

　　所以后来在老歌手被消费的要没价值、互联网盗版音乐又已成大势的时候，受到冲击的唱片业，干脆就把锅一股脑甩在了百度身上，那些没有根基的唱片公司都高喊盗版是杀手。可话说回来，人家海外唱片公司经历了盗版之后，很快就借着互联网推出了 Ed Sheeran，这种例子他们倒不对外说了。

　　那时候高晓松早就跑到了美国过悠闲的生活，搞搞创作，偶尔飞回来在选秀节目上露个脸，宋柯也早在 2004 年就把 CEO 的位置给了詹华，后来在 2011 年说了句“唱片已死”，就转身去做烤鸭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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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音乐产业就像个可怜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监护人，但没几个对它有责任心的。宋柯的那句“唱片已死”是真影响了不少人，一些正准备投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吓得赶紧收了手，倒霉了正在融资的唱片公司，搞得整个音乐行业的收入都偏低，留不住优秀人才。

　　后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宋柯才坦白那句话其实是为了压压版权的价格，好抄底入市，这让当初收手的投资人找谁哭去，现在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成了这个产业链上来钱最轻松的环节。

　　2011年宋柯做了半年烤鸭生意之后，就被学弟高晓松拉着见了许家印，然后就有了恒大音乐，鉴于之前自己说过“唱片已死”，所以这次他们不做唱片，做演出。

　　记得恒大的星光音乐节从立项到首场演出，只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当时这个执行力惊得人人称赞，而且他们还不是只做一场，2013 年全国一共做了 22 场，完全开创了音乐节新模式。那时候宋柯对外说一点都不会赔，赞助收入已经过亿，但在 2015 年恒大文化挂牌新三板的时候，公告显示 2013 年、2014 年音乐节赞助收入分别 3818 万、3314 万，加一起也没过亿。

　　可是 2013 年没人知道真相啊，房地产商们听着这收入，再看了下办音乐节的实操难度，都纷纷拍板决定做音乐节，结果中国音乐节市场经过这么一闹，瞬间注入大量泡沫，根据小鹿角智库的数据，2011 年全国才 69 场音乐节，到了 2014 年一共 148 场，而到了 2016 年一下降到了 90 场，一堆公司团队就这么死了。

　　其他人跟着潮水走，宋柯高晓松并不糊涂。在 2014 年他们就看出来用做电影的方式做音乐节是不行的，一张门票 80 块，一场也就1万多人，可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就在 300 万左右，赞助单场收入不到 200 万，所以马上在 2015 年停下了脚步，开始思考怎么继续做平台。

　　那时候俩人觉得许老板要做平台的想法没错，但恒大只能做内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家更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也有做音乐的倾向，就觉得要想为音乐行业再做些事情，只能跳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