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金盏乡的皮村，这是一个命运独特的城中村，因为头顶有飞机航线、不适合房产开发，至今密布着小型加工厂和外地打工者租居的平房，住着上万名工友。范雨素和这些工友一样，但她身上又有着不同寻常的特质。

　　作为女性，她是应当受到关爱的弱势群体；作为母亲，她是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单亲妈妈；作为工作者，她是北京万千打工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育儿嫂。当三种身份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时，不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悲悯心。范雨素是底层人民的一个缩影，不幸的身份，不幸的遭遇，不幸的命运，将她的命运装订得拙劣不堪。

　　范雨素是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一个具有概括意义的小人物。尽管观其人，读其文，我们做不到感同身受，但她的经历和遭遇，能让每一个身处时代漩涡中挣扎生存的人产生共鸣。

　　雇佣范雨素的一个大富家庭，这种富不是一般的富，而是能上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富。男雇主的如夫人生了一儿一女，大儿子上国际学校，一面由武术教练带着在自家盖的写字楼中开辟出的场地里习武，一面有专门聘请的中国人民大学学霸毕业生做陪读，学习编程。反观范雨素的大女儿和她的两个“物以类聚”的朋友，连基本的义务教育也没赶上。

　　幸运的是，在范雨素的影响下，她的女儿通过自学，从贫穷的窑洞中爬了出来，20岁的年龄，已成了年薪9万的白领。但跟她同龄的两个伙伴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都变成了世界工厂的螺丝钉，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过着提线木偶一样的生活。

　　同处一个屋檐下，两个家庭的后代在教育条件上却有着天壤之别。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向来牵动人心，尤其是极贫与极富之间的巨大悬殊，更让人揪心。当富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时候，“范雨素们”思考的确是如何生存。

　　在范雨素看来，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

　　在城市的这头，巨富可以养着比自己小25岁的貌比范冰冰的小老婆，京郊暴富的农民可以牵着十二只狗组成的狗军队去公棚羞辱农民工。而在老家的那头，征地维权的60岁老人被维稳的年轻小伙打断四根肋骨，81岁的母亲为了一亩2万2的征地款被拽脱胳膊。

　　仿佛这些年来，如此猎奇的新闻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像被过度刺激的器官，恍恍惚惚地接受了这些设定，再无法提起兴趣。把病态当做常态，常态也就成了病态。

　　范雨素的文章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原来我们的身边还有这么多的不公平，还有这么多的社会病。她所遇到的人和事，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会显得突兀，因为我们都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所以我们会产生共鸣，也因此《我是范雨素》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3、“范雨素们”需要的是尊严而不是同情

　　话语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在我们的语境中，农民、外来务工者，穷人和其他底层人民都被建构为“他者”，被排斥在话语之外，理所应当地等待着我们施以同情。尽管他们从不缺席我们的舆论场，但大多是被消费、被表达、被建构，被同情。在自说自话的过程中，“范雨素们”的形象被固化成了我们应该同情的对象。

　　腹有诗书，手握纸笔，范雨素当然有着诠释自身的话语权，加上自己的值得同情的遭遇，她完全可以用悲情的文字展示自己的苦难以博得人们的同情，但她没有。相反，她对生活怀抱着一份乐观的心态，用一颗善良的心去拥抱同样穷苦的人，向他们传递爱与尊严。正是这种来自被同情对象的尊严，打破了人们专断的视角，集体沉默以及对一个阶层的固化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范雨素式的底层人物独白走红的背后，或许是互联网空间注意力转移的一个征兆。范雨素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范例：通过文学，这些被建构的“他者”可以拥有话语权，去表达，去澄清，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空间，树立“丢失已久”的尊严，而不是等待被他人关注。

　　在《我是范雨素》走红之后，已经有多家媒体前往皮村采访范雨素，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关注，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互联网的快餐化时代，我们见过太多一夜成名的神话，也习惯了一落千丈罢为刍狗的悲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名和利找上门来，等待着她的是飞黄腾达还是命运的又一次“装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