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去了国贸和三里屯。当年还没有太古里，大裤衩在筹建裤裆的过程中（双塔对接），但这不影响我的雅兴。我从惠普大厦一路走到了希尔顿，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爬到东三环的一座天桥上，看着十车道的马路、壮观的堵车，还有两边的路灯一起点亮，意识到北京好像不需要密密麻麻的楼来证明什么。大气又粗糙的城市布局、马路上奔流的人群和车队，已经说明了这座城市的性格。

第二次我去了使馆区，边走边复习国旗知识。看一面旗帜猜一个国家名，再凑上去看看对不对--在其他城市可见不到这种景象。警察叔叔绕着铁丝网转圈，驻扎在此地的乞丐会说外语，这些对当时的我都很新鲜。走进秀水南街的“祖母的厨房”，找个窗边的座位，感觉是在电影里头。不大的餐厅里摆着干净的桌布，邻桌老外点一杯奶昔能聊2个小时，身边还放着婴儿车，里面装的孩子跟洋娃娃长得差不多。

我不知道多元化对别人意味着什么，但从那时开始，我对自己喜欢的环境有了明确定位：语言、饮食、生活习惯、价值观，越混杂越好。

大学三年级，我和乐队的朋友开始往来于鼓楼、新街口排练。信乐团嗓子里吼的“百花深处”成了我们频繁进出的场所，实际上它是护国寺附近的一条胡同儿。百花深处16号的录音棚很早就接待过能折腾的客人，唐朝、张楚、何勇都在这里录过小样或唱片。我们虽算不上这些前辈的追随者，但也是胡同儿文化的参与者。排练室里的吉他贝司鼓、排练间歇抽烟点火的背影、中间穿梭的姑娘笑声，已经成为我们的标志性回忆。

我们学校也算有意思，堂堂一个培养码农的基地，居然同时存在十几支乐队。所以可想而知，除了做家教、发传单、卖门票、送快递之外，我最重要的事可能就是排练和演出了。这期间出现过大量自己人才懂的笑话，以至于隔了十年之后，乐队成员聚在一起，那些画面还像录影带一样历历在目。

大三暑假一过，全班27个人都在准备考研，或者已经保研。我自知学力不济，开始边复习边求职。11月，我被中关村接纳，开始了网络狗的生涯，也算是沾了“为计算机事业贡献力量”的边。那个时候没意识到北京之于互联网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日大家越看越清楚了，在互联网世界里，除了硅谷之外如果再找一个世界级中心，可能就是北京。

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北京是一个复合体。形同硅谷的人在中关村，形同华尔街的人在国贸，一西一东，一土一洋。正如硅谷和华尔街互相取笑一样，中关村男和国贸男也成了网络上互黑的主力。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关村土，我却一直认为中关村人的平均收入高于国贸。另外，国贸的人只要是在北京读的大学，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关村和周边地区。这就使得一个城市的年轻人有了混杂的朋友圈，和而不同，加上五道口、798、锣鼓巷等区域的文化，北京成了一个缺乏大惊小怪的地方，大家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方言障碍，没有民俗隔阂，甚至没有本地外地的概念。

再去上海，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上海的老外跟北京的都不一样。大家都是依据性格选城市。

我在上海最喜欢的瞬间，是傍晚打车跑在延安高架上，看着周围呼啸而过的大楼，一路开到陆家嘴。但上海的精致和温柔，却和我的生活习惯错位了。上海的Pub比北京高一个档次，我却好一口“乐手是我隔壁学校的哥们”，拎把箱琴，踩着高脚凳，在和观众融到一起的舞台上，边喝酒边唱，唱的好像是刚发生的事儿--而这明显是锣鼓巷和五道口的风格。我可以在上海享受生活，却不一定能融入生活。上海、香港、东京，都在便利、精致、发达的路上飞奔，但我却经常想着和兄弟去露天小店撸串。

等我到了纽约，又有好多东西不一样了。

女孩子们有较大概率吐槽像垃圾站的纽约地铁、靠走的曼哈顿交通，以及晚上突然冒出来的异族兄弟。我却沉醉在一个原住民的描述中，“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这里，奋斗、玩，他们是那么的不同，但他们又彼此相同，乐观、包容、创造全世界的人都会用的东西。”

这是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决定到处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