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形形色色疯狂又有抱负的人，一旦来到这里，就会久久不能忘怀。

文 |黎竹岩 （经纬中国，开氪专栏作者）

读中学的时候，我一心想着大学去香港。原因很简单，我在小学三年级有了第一个笔友，家住香港沙田的梁丽芳小姐。我还在用土得掉渣的400格稿纸和牛皮纸信封的时候，她发来的信纸信封居然是配套的，每套有不同的动漫主题。这让沉迷于《幽游白书》、《乱马1/2》的我意识到，有个华人城市跟日本一样，不缺物质财富也不缺文化品位。

很快，我发现香港的楼比信封更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全挤在一起，而且晚上不关灯。97年香港主权移交时，我第一次看到维港的夜景，心中赞叹不已。当时的我正是形成三观的时期，大楼给我的感觉形同于财富。98年，哥斯拉上映，夜幕下的曼哈顿让我赞叹了不止一下。很快，我对“城市吸引力”有了判断，就看两个指标：楼和灯。楼越多越好、越高越好、越挤越好。灯只能是暖黄色，不能是傻白色。

灯火辉煌，红尘滚滚；举目一望，尽是波澜。孩子们在读书时经常豪言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心想去楼多的地方肯定差不了。但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我都没有条件去读本科，于是就开始思考哪个内地城市能代替这一位置。正如你们所料，没过多久我就瞄中了上海。

那时的陆家嘴还没有今天的厨房三件套（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但黄埔江两岸的灯火足够吊起我的胃口了。我告诉自己，与其入驻满目繁华的过去完成式，不如参与一个创造繁华的现在进行式。上海可能会成为内地的纽约或香港，我将是建设过程中负责开灯的一分子。

高考这种东西，大家都乐于加点戏剧性，以显得自己的生活没那么无聊。我比较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对计算机事业的追求之中去。所以上海交大就成了我的备考对象。但意愿和现实是两回事。我读的高中，理论上是本省的重点，可是因为管理的宽松，很多人放飞自我地把精力往学业之外发展，比如篮球、乐队、油画。我到了这种环境被迷惑了。本来学力还说得过去，被这些人影响之后，总觉得可以做个更有趣的人，这导致我高中读得有点像大学，临近高考发现临阵磨枪已经没用了。提交志愿的时候，目标改了又改，最后因估算分数不准，加上坚定追随计算机事业，还有期待和女朋友考到一起，上海成了我放弃的选项。

我选了以往没太当回事的城市，北京。

2005年，北京和上海在我心目中形象差别很大，更不用说北京和香港、纽约作对比了。我对北京的印象一直是看不着太阳，尽管当年还没流行雾霾这个词。至于楼，在北京更容易想起鼓楼、正阳楼--都是城楼，不是大楼。

似乎我离纽约和香港越来越远了。

2005年9月，我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下属的邓庄。因为本部装不下，所有的新瓜蛋子都要到这所市郊大学城生活1年。我虽然对物质没多大要求，但对生活在大都会的“仪式感”有期待。所以可想而知，邓庄给我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刻。对北京土得不行的印象，在此时到达了顶峰。

城市形象太土是一个没法改变的事情，我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很快，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移民社区之中，全班27人只有3人来自北京，而且不是特例，全校皆如此。宿舍6个人来自6个省，“君住长江南，我住长江北”，有城市有乡村，晚上拉了灯，连梦话都听不懂。

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类似的体验。

外面下雪了，有同学居然跑出去打滚。你知道我出生在哈尔滨，看北京的雪有点营养不良的感觉。

出去吃东西，一次一个菜式，因为每次都有一名家乡代言人领队。出于对新东西 的好奇，每次都有期待。

睡觉前吹牛逼，发现除了“喜欢吹”是共性之外，吹的套路没有什么共性。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成长经历都可以编成故事。没有人在乎地域，没有人讨论富贵。

另一方面，大家比较用功。自习室里的灯开得跟我憧憬的写字楼的灯一样，金碧辉煌。

我这种学渣也有归宿。水房、草坪和地下室常年开放，j2直播，供乐队和舞团的人所用。我发现高中阶段的多元化，其实只占大学多元化的1%还不到。

这时我开始觉得有意思了。

大二我回到学院路的本部，听说了一个笑话。有人来北京读大学，以为出了海淀都是乡村，结果毕业了发现好像只有海淀是乡村。

所以我决定走走乡村外围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