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禹说：“从底层整个基础设施的架构、到中间业务的玩法，再到很多大数据的应用，其实每年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消费者而言，可能并没有感觉’双十一’有本质的改变，但是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每年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比如，2014年时，当时负责双十一技术部分的范禹一直在纠结，是否要把服务器切换到上海的数据中心。他犹豫的原因是，当时数据在杭州两个同城机房之间交换，只需要不到一毫秒的时间，但在上海和杭州的数据中心间交换，需要5~6毫秒，“几个毫秒对系统的影响就很大，而且，还担心网络光纤万一出问题怎么办”。到了2015年时，阿里已经在深圳、张北和上海同时启用了数据中心。同时，把数据放在云上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从10%到65%，“底层的架构改变每年都在发生”。2017年他们又计划做离在线混合部署，即把离线的大数据和在线的计算能力结合。

　　另一个张建锋特地举出来证明阿里巴巴技术实力的例子是云服务。“云服务是通过规模化来优化成本结构。所以，云服务的价格，跟很多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都不同，它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价格下降的过程。”在价格急速下降的同时，云服务的提供商还要能保持一个高毛利率，“这就不完全是靠硬件成本的下降，硬件成本下降没有这么大幅度。它的成本优势要靠软件和技术集成之后的优化带来。所以，如果你要做云，单从成本上来讲，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是不可能盈利的”。除此之外，大规模的云服务，还要考研云服务提供商的稳定性和安全防护能力。

　　“阿里以前更多被人家所知道的是工程化的能力，讲工程技术。现在AI起来就更强调一些算法能力。这两个能力一结合，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张建锋说。

　　除此之外，他证明阿里巴巴技术能力的另一个角度是：在流量红利时期，以技术能力去匹配和支持业务需求，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即可；但是现在，流量红利枯竭的情况下，“阿里还是保持一个非常高速的成长，不管是从我们的交易额、利润，都比流量涨得更快，这就是从技术要来的红利”。当然，反过来看，它也证明，如果这家公司要继续保持增长，就需要在技术上更加深入。

　　对于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最为自豪的是两方面的技术。第一块是“大规模分布式交易处理技术”，它是一整套处理金融级交易的架构与平台。程立说，他面试过一个为传统银行做系统的技术人才，“从2015年开始，当他到银行去，售卖原先公司的系统和服务时，发现如果他的系统和服务不是基于阿里与蚂蚁金服的技术架构思想，银行听都不会听。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入门门票。必须是基于阿里与蚂蚁金服的技术思路做的架构，才会进到竞标的环节”。第二块是“用大数据技术去解决风控和信用的问题，并在上面做一些服务”。程立称之为蚂蚁“做的最早、技术沉淀最成熟”，是从小微信贷到芝麻信用等蚂蚁金服现有的服务的底层核心技术。

　　张建锋非常强调技术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显然不是所有公司都拥有。虽然在大公司做技术，可能带给你无数烦恼，但它也提供了小公司难以提供的视野和平台。他说：“做一个APP，没有做到一千万DAU的时候，你的所有规划，都不知道能不能成立。只有爬到山顶上，你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在山脚下谈很多未来，其实都是以YY为主，都是没有根据的。你站得更高，你的规划才能更明确，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4、向技术的长征

　　不过，基于业务需求而产生的技术，显然并不能让一家市值2500亿美元的公司满意。尤其是，它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一直都以雄心勃勃著称。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不断强调要“向技术要红利”。这已经成为他发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之一。

　　马云则要更加不客气。他对阿里巴巴的技术人员说，你们听了不要不高兴，现在阿里巴巴的技术研发，“有点像游击队带了个兵工厂、弄两个手榴弹，造手榴弹造得快点是可以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建立起NASA这样的机构”。他一口气划定了一系列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语音技术、生物识别、芯片技术、操作系统”，“兵工厂没有办法造出导弹，我们必须建立导弹机制的思考，我们需要建立强大的对未来技术的思考，我们不能走原来的路。”他提到自己在2016年提出的“五新”，说新零售已经在落实，新金融正在布局，“已经到半路了”，接下来“必须组建阿里的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