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久后我便得知，真正的诊断技术并不那么简单。我所在医学院的主任是一个优雅的新英格兰人，他总穿着抛光的便鞋，口音浓重，并以成为专家诊断医师而自豪。他会让病人表现出一种症状，比如咳嗽，然后再靠到椅子上，嘴里冒出一串形容词。他可能会说「微弱而刺耳」，或是「底部有嗡嗡声」，仿佛正在描述一瓶波尔多葡萄酒。而对我来说所有的咳嗽声听起来都一样，但是我会参与其中——「是的，刺耳」，就像酒会中紧张的南郭先生。

咳嗽分类学家会即刻缩小诊断的可能范围。他可能会说：「听起来像一种肺炎」，或是「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湿疹」，接着他会询问一系列问题。病人最近体重是否有所增加？是否有石棉曝露的历史？他还会要求病人再次咳嗽，斜倚身子，用听诊器仔细听诊。他可能会根据结果得出另一系列的可能情况，就像突触的加强和削弱。而后就像路边魔术师的纵身一跃一般宣布他的诊断——「心力衰竭！」，并进行测试来证明它的正确性，而结果通常确实无误。

几年前，巴西的研究人员研究了放射科专家的大脑，来了解他们如何做到诊断。这些经验丰富的诊断医师是否对图像使用了心理「规则」？还是说他们使用了「模式识别或非分析推理」？

25 名放射科医生被要求评估肺部的 X 光，而核磁共振成像机可以跟踪他们的大脑活动（这个系列的递归很棒：若要诊断诊断，成像器就必须成像）。X 光在他们面前一闪而过。一些图片包含可能常见的单一病理损伤，可能是肺部的棕榈状阴影，或积聚在肺内衬层后面发暗且不透明的流体壁。嵌在第二组诊断图像中的是动物的线条图；而第三组则是字母表的字母轮廓。这三种图像会按照随机顺序向放射科医生展示，然后在核磁共振成像机追踪其大脑活动的同时，让他们尽快说出图像的名称。放射科医生平均需要 1.33 秒才能做出诊断。在这三种情况下，大脑亮起的区域相同：左耳附近的神经元宽三角洲以及颅骨后基上方的蛾形带。

研究人员总结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假设：当医生立即发现一种特征以及已知的病变时，这个过程与日常生活中命名事物的过程相似。」识别病变与命名动物的过程相似。当你认出犀牛时，你并不会考虑并消除替代的候选者。也不是在精神上将独角兽、犰狳和小象融合在一起。你会以一种模式认出犀牛的全部，而放射科医生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沉思、回忆以及区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对象。对我的主任来说，那些湿漉漉的声音也同样像熟悉的叮当声一般能够辨认出来。

二

1945 年，英国哲学家 Gilbert Ryle 举办了一场颇具影响力的讲座，主题关于两类知识。一个孩子知道一辆自行车有两个轮子，其轮胎充满了空气，并且可以通过骑脚踏板让它前进；Ryle 将这种事实、命题类的知识称为「知其然（knowing that）」。但学习骑自行车涉及到另一个学习领域：这个孩子会在摔倒、平衡两个轮子以及穿过坑洼的过程中学会骑自行车。Ryle 将这种隐性的、体验式的、基于技能的知识称为「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

这两种知识似乎是相互依赖的：你可以使用事实性知识来深化经验性知识，反之亦然。但是，Ryle 警告要抵制认为「知其然 (know that）」可以简化为「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这种诱惑，因为一本规则手册无法教会孩子骑自行车。Ryle 认为，只有当我们知道如何运用规则时，规则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例如，对鸟类来说，只有通过生活才能掌握规则。」一天下午，我看着 7 岁的女儿骑自行车通过一个小丘。她第一次尝试时停在了斜坡最陡峭的部分，然后摔倒了。下一次我看到她屈身向前倾斜，最初角度很小，随后越来越明显；而当坡度减小时，她会向后增加重量。但是，我从未教过她骑自行车爬上那座小丘的规则。我想，当她的女儿学习骑自行车翻过这座小丘时，她也不会教她这些规则。我们会传授一些与宇宙有关的规则，但是会将剩下的留给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