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变现”这个词，说的本来是内容售卖的一种，为了区别于手机直播、网络小说那类知识含量较低的内容，j2直播，改叫“知识”。但又不同于学校里老师传授的那种知识，那种知识打孔子那会儿起就是收费的，并非2016年眼眶一热突然开始变现。

　　在有版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法律之前，知识如果不是用来教授，而是用来传播，它本身是无价的。洛阳纸贵并不是因为左思的《三都赋》这篇文章卖得很贵，而是因为文章写得漂亮，“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大量公号转载导致纸张供不应求因而价格上涨。所以你看，值钱的是纸，而不是文章。

　　畅销书如《金瓶梅》、《红楼梦》之类的，赚钱的从来都不是兰陵笑笑生、曹雪芹这样的作家，而是各种印坊书肆，或者说，是产品和渠道。西方也是一样，古登堡活字印刷机的出现，让文本内容的复制变得容易，用来保护出版商而非写作者利益的“复制权”（copyright）就出现了。直到18世纪，英法等国开始在法律上明确作者的各项权利，知识变现才成为可能。

　　所以，知识变现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这一届知识变现，说的主要是网上内容的变现，仅仅两三年前，这件事还被普遍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件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而且还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有点意思了。

　　方军近来对知识变现做了大量专题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专著。他认为，知识本身是没法定价的，只有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能够帮人解决问题，才能实现价值的转移，才可以定价、销售。“知识无法买卖，买卖的都是知识的形式。”

　　这话说得有点绝对。知识当然可以买卖，比方说，为了制造和销售智能手机，手机厂商需要向专利持有方支付大笔专利费，换回的不是任何有形的产品或服务，而是专利技术的使用权。你看，知识可以定价，也可以买卖，只不过这种交易并不属于知识消费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知识可以直接售卖则是确定无疑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叫何阳的，外号是“点子大王”，《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何阳卖点子，赚了40万”，这就属于知识直接变现。

　　把知识包装成产品，不是因为不包装成产品就无法买卖，真正的原因是，把知识产品化，实际上就是把知识标准化，一旦实现了标准化，它就变成了特别便于规模化销售的产品。这在由物理介质承载知识和内容的情况下，是成立的。

　　想象一下你所购买的那些CD、报纸和书，它们各自有着基本一致的规格，价格大致上是按照产品的介质确定的，而不是按照内容的品质。崔健的CD和宋祖英的CD、曾轶可的CD在同一个价格区间内，莫言的书、郭敬明的书和吴晓波的书也都价格相近，不会因为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书就卖得更贵。

　　任何有着物理介质的知识或内容，产品化是在物理介质的框架内进行，定价相对简单。1块钱就是一沓报纸该有的价格，10块钱就是一本杂志该有的价格，30块钱就是一本书该有的价格，65块钱就是一张新发行的CD该有的价格??卖内容就是卖介质。一旦内容从介质中抽离，成为数字内容，直播，价格又该怎么定？

　　一张CD有十几首歌，可连续播放四五十分钟，这被定义为一个完整的音乐产品，叫做音乐专辑。当年Apple做iTunes音乐商店的时候，乔布斯完全不理会唱片工业的产品定义，凭借iPod惊人的销量，他要求拆散专辑，单独为一首歌定价。在iTunes音乐商店里，一首歌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个产品吧？

　　其实在更早之前，新浪的新闻超市模式出现后，一张报纸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就被新浪给肢解了。用户在新浪读到的是新浪编辑筛选的，由数百个标题构成的，永远都在变动的“首页”，以及来自不同媒体的一篇一篇的文章，而不再是报纸的版面、版式。伴随着报纸版面、版式的消失，报纸的品牌也被空前地淡化了。在新浪新闻中心，一篇文章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个产品吧？

　　罗辑思维旗下的“得到”最早定义了互联网付费专栏这种产品的形态和定价。一个专栏更新一整年被定义为一个产品，订阅费199元。在被新浪和Apple拆散肢解了很多年以后，数字内容重新找到了整体打包售卖的产品形态。今天我们谈论知识变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仍然是谈论知识如何产品化。以得到为代表的知识变现产品基本上属于课程式产品，它所包裹的内容，也多为课程类的，最好是实用技能课程。

　　听刘润每天讲5分钟工商管理课程，一年花199元，贵吗？和长江、中欧的MBA课程比，便宜得跟白给一样，所以刘润的课程有7万多人订阅。李笑来的《通往财富自由之路》更是收获了13万订户。但非课程类的专栏，比如和菜头的随笔专栏《槽边往事》，卖得就比课程类的低得多，尽管单论作者的网络知名度和文字功底，和菜头比前面两位可能都要高得多。所以你能说刘润、李笑来的内容，比和菜头的内容更好、更有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