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一种可能性：平台合作主义。基于合作社的传统，互联网合作平台采用与分享经济平台相似的技术实现赛博中介，但遵循不同的所有制模式（劳动者共同拥有）和不同的治理结构（民主治理），并把尊重互利置于比利润最大化更高的地位。例如丹佛的GreenTaxi采用这种模式运作，目前是当地的第三大出租车公司。在更大的范围，蒙德拉贡（西班牙第七大雇主）等合作社在探索经济模式上的可行性，BackFeed等技术框架则在探索技术上的可能性。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智能技术的可追责性（accountability）。正如Harpin所说，在社会越来越多地由算法运转的同时，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使支撑社会运转的算法变得越来越不透明。MIT的两位研究者指出，智能算法可能在人无法理解的情况下强化结构性歧视、拒绝为某些人群服务、甚至破坏民主制度的根基。

因此他们提出了算法可追责性的五项指导原则：算法应该负责任、可解释、精确、可审查、公平。围绕着这五项指导原则，他们又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实施策略，建议至少在系统设计、上线前和上线后分别进行一次评估，并列举了一些基本的评估问题。

甚至在宏观经济层面，科技很可能会起到一些关键的影响作用。马云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

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这听起来是一个相当大胆、甚至有科幻感的设想：如果能用深入基层的信息终端采集生产和消费数据，atv直播，用全国连通的网络汇总经济数据，用数据分析软件识别和预测经济异常波动，在国家经济尺度上实时统筹和调整计划，那么近百年来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经济计算问题”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使计划经济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甚至更优于市场经济的方案。

然而更显科幻的是，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的1970年代初期，在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个意在掌控全国经济的“大数据”系统已经被设计并实现出来了。这个叫做“Cybersyn”的系统，目的就是用类似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技术来指导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Cybersyn的故事告诉我们：技术是由社会和政治的背景驱动的。社会朝哪里演化，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这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普遍缺乏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能力，所以他们无法有效地对科技的发展提出批判。所以我们这些程序员，作为极其稀少的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群，我们是有责任对科技的发展方向提出疑问和批判的。

　　5参考资料

本文中提及的内容主要出自我的以下几篇文章：

《警惕分享经济的暗面》，精简版以《发展分享经济 需防范潜在风险》为题发表于《经济日报》。

《分享经济与赛博中介》，我在2016年首届“网络社会年会”上的演讲稿。

《程序员统治的黑暗世界》，我在2016年TEDxTencent的演讲稿。

《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以《智能技术之患：机器与人的战争，还是人与人的战争？》为题发表于土逗公社发表。

《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对《Digital Labor》的书评，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号。

《被信息塑造的新工人阶级》，对《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的书评，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7日号。

文中关于“i奴”的洞见来自邱林川《Goodbye iSlav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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