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不仅能够用于创造市场垄断、剥削劳动者、损害社会利益，而且可以用来塑造和控制人们的思想。为了刺激城市白领消费，我们的网络信息空间着力塑造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状态，从而营造了一种城市白领专业人士的生活水平属于社会中等、与大多数人相当的错觉。

实际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281元。据某不具名税务工作者的非官方估计，个人月可支配收入5000元以上就属于前10%的高收入者，个人月可支配收入10000元以上可能属于前1%的高收入者。从这个意义上，网络信息空间营造的“中产阶级”形象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人群。

当这些高教育水平、高收入人群自认为是社会的“大多数”，这种印象就会影响公众议题的设置。例如雾霾问题近几年成了万众瞩目的环境议题，似乎雾霾就是中国最严重、最急切的环境问题。然而正如评论者指出的：作为众多环境污染问题之一，雾霾之所以会被大家如此重视，作为优先级被选中、被讨论，完全是因为雾霾触犯到了生活在城市中、掌握舆论话语主权的中产阶级的利益。

虽然，雾霾的危害并不仅面向中产阶级，但它却是身在城市空间中的中产阶级最看得见且关切的污染。而对于身处农村空间中的底层穷苦百姓而言，土壤和水是直接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比于蓝天，干净的土壤和水更有用处。

作为人口主体的工人、农民，他们的诉求无法被提出，只能作为城市白领诉求的附属。当城市白领的诉求与工农的诉求相冲突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怪象：打着“大众”的名义提出的诉求与大众的利益根本违背。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不断滑落，当农村学生考上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几率只有城市学生的1/8、考上顶尖大学的几率只有1/21，在教育领域年年被提出的议题却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作为高收入阶层的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占据“中产”的地位，真正的“大众”就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被噤声了。

实际上，智能技术可能正在加深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正如Wendy Chun所说，“机器学习就像偏见的洗钱”。通过机器学习，偏见和歧视被包装成模型和算法，使不公正变得更加隐秘而影响深远。职场社交网站LinkedIn的搜索引擎更青睐男性求职者，Google的广告平台Adsense存在种族偏见，饱受争议的“预测性执法”（predictive policing）对非裔美国人和穆斯林形成结构性歧视，低收入人群会因为智能技术更难从贫困中逃脱。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收入……现实中的各种偏见与歧视，似乎都在智能技术中找到了落脚点。

智能技术不仅被用于实施对弱势群体的损害、歧视和隔离，而且被用于控制大众情绪。通过操控用户从新闻订阅渠道看到的信息，Facebook成功地调节了用户发帖的情绪，从而证明情绪可以在大量在线用户之间传染。一份曝光的材料显示，JTRIG（联合威胁研究智能小组，隶属于英国情报和国家安全机关政府通信总部)已经在通过Youtube、Facebook、Twitter、博客、论坛、电子邮件、短信、自建网站等渠道操纵大众情绪，从而消除“犯罪、安全和国防威胁”。

当用于政治领域，正如Cathy O’Neil指出的，智能技术可以诱导选民做出片面的判断；当用于商业领域，邱林川则指出，智能技术可以向消费者灌输消费理念，使他们成为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费品上瘾的“被制造的奴隶”（manufactured slave）。

　　3科技如何在21世纪复活了17世纪的奴隶制

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教授有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21世纪的数字科技正在复活17世纪的奴隶制。17世纪的奴隶制建立在一个三角贸易的基础上：欧洲殖民者把朗姆酒等制成品贩卖到非洲，把非洲的黑奴跨越大西洋贩卖到拉丁美洲，然后从拉丁美洲运回可可、咖啡、甘蔗、烟草等农作物。奴隶制生产有两个根本的支柱：其一是对奴隶的人身控制，其二是成瘾性消费。17世纪的欧洲，从精英到大众都开始热衷于消费甜食，就是对蔗糖的成瘾性消费的例证。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个支柱，奴隶廉价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消费品被上瘾的消费者不断购买，才使得奴隶制的经济体系得以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