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FIRST电影展，王一淳的电影现在还躺在自家的抽屉里，逢年过节亲戚来串门，拿出来和大家放一放，乐一乐。“片子拍出来，因为缺钱没做后期，很长一段时间闲置在家里。那张光盘成了我老公吵架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因为什么吵架，只要他一说‘看！这就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一张300万的光盘！’我立刻就没话了。”

　　朋友邀请王一淳参加FIRST电影展的宣传活动，因为自己的作品连后期都没完成，王一淳并不想去。朋友极力劝说王一淳去看看，结果到了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她，没有后期也可以先报名的，王一淳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参加了FIRST影展。参展后也有了动力，王一淳开始想办法为电影做后期，因为资金有限，先后换了三个机房，干着一半没钱就再换一个，有个朋友还在家里帮忙做过后期。字幕则是王一淳和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校对出来的。

　　没有任何奢望的王一淳把剪辑好的电影交到FIRST主办方，剩下的，就看命了。

　　颁奖典礼当晚，王一淳穿了条简单的黑裙子坐在台下，在宣布《黑处有什么》获得最佳导演奖的时候，她几乎是懵的。评委主席姜文把奖杯亲自交到王一淳的手上，并对王一淳的作品给出这样的评价：“坏！”

　　姜文所说的“坏”，就是那种日常琐事的表象下暗藏着各种坏，王一淳特别喜欢这种形容。“得到这个坏的评价，我很骄傲，这就是我要的。”

　　王一淳知道，姜文看懂了她要表达的东西。“坏”是那个时代，也是躁动的青春的产物。《黑处有什么》讲述的是1991年发生在河南一个飞机厂家属区内的连环少女奸杀案。这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一个初中女生，在青春期自我成长的过程里，对性产生好奇，同时感受到来自外界伸向她的触角。这部电影看起来是一部犯罪题材电影，但故事更接近“青春”主题。

　　电影里没有唯美、纯情的早恋，而是在性压抑下的小城里，尴尬的性启蒙，甚至充满危机的窥视。“一开始，我其实有点羞于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指的并不是青春期的那些懵懂，而是费了挺大劲在北京过上了大家眼中还算洋气中产的生活，冷不丁开始讲一个一点不洋气的小镇女孩的成长故事，讲得还那么投入，无法不让人怀疑你是在讲自己。”

　　让王一淳感动的是，看完影片，大家都成了小镇女孩和男孩，大家是有共鸣的。这种共鸣还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伦敦接受BBC采访的时候，女记者激动地告诉王一淳，电影和她在东欧时的经历一模一样；在日本放映时，也有女性向王一淳倾诉，自己和电影里的女孩遭遇一样。

　　王一淳说，《黑处有什么》就像一个暗藏在观众少年时代的监控探头的硬盘，悄无声息地刻满了你的各种瞬间，美好的和不美好的。“看完之后，让在拥堵的交通中奔波了一天给客户领导送礼，只想回家来一个葛优瘫的你，突然看到一个少年，窘迫，面熟，让你心疼，也让你怀念。毕竟那可能是最好版本的你了：那么新，相信很多东西，向往很多东西，连疼痛都那么真切，有诗文可依。”

　　就像史航看完影片对王一淳说的那样，“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都是青春的幸存者。”

　　聪明是一种分寸

　　1977年，王一淳出生在电影《黑处有什么》的拍摄地——河南兰考县。王一淳的父亲是当地鲜有的大学生，和电影里的父亲一样，浑身散发着小县城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忧郁气质。王一淳和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这让她一度怀疑父亲是否爱自己。直到2002年父亲去世，那一年的王一淳全都懵了，突然对很多事情有了顿悟，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她开始写这个故事的。

　　好不容易用10年时间写完剧本，王一淳这个外行坚持要把它拍成电影。

　　因为没人投资，她自己掏了前后一共300万。没有经验和资源，所以搭建拍摄团队并不顺利，找来的各部门人员互相没有默契，有些人知道王一淳零经验，还会让她教些学费。“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戏没必要设置那么多制片，比如外联制片，现场制片，生活制片等等，如果一个真心想帮你做好的人，会建议你制片组里有两个人就足够了。”

　　很多时候，王一淳都有“快推进不下去”的感觉。电影筹备的差不多了，结果不给立项，王一淳也担心“是不是白做了”，可又不甘心，她再换个角度去努力。最后王一淳咬咬牙，决定先拍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