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网络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流行一种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那么过年期间最正确的姿势就是“吐槽亲戚”。

　　从年前春运开始，一直到大年十五闹元宵，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亲戚”的吐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玩命量产：有亲戚们不可理喻的三观，有老家令人费解的风俗，还有自己迫不及待离开家乡的糟心故事，仿佛所有人都在参加“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经验分享报告会。

　　这样的舆论氛围让人感到焦虑，对于笃定要回家过年的人来说更甚，比如我。

　　习惯了每年回家的我忽然发现，自己的老家就是段子里描述的“十八线小城市”，亲戚们确实拥有“无法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的中华土味三观，再加上一线城市漂、贷款买房、尚未婚配、没进体制等一系列标签，“我”似乎已经成为了行走在亲戚之间的活靶子，即将把段子变成生活。

　　然而假期过去了，公司也开工了，亲戚们都各回各家了，当初在网上学习的各种套路不仅一个没用上，甚至让我有了另外的感想：

“别都看不上老家的亲戚们，你们只是穷但优雅而已”

　　60岁的老舅劝你进体制？

　　有人把过年时亲戚们烦人的“关心”大概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证明你过得不如我好，满足自己来之不易的优越感；另一种是知道你过得很不好，释放自己快要泛滥的同情心。

　　前者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这样的亲戚会试图用自己的三观来判断你的三观，属于观念冲突；后者之所以让人讨厌，是因为这样的亲戚并不会有建设性的建议，属于浪费时间的无效关心。

　　不让自己那么糟心的办法也有，比如少跟亲戚们见面，就可以有效避免两种情况的发生。然而过年的一项重要流程让与亲戚们的正面对垒变得在劫难逃，那就是年夜饭。

　　年夜饭的饭桌承载了绝大部分的撕逼剧情，虽然我家的年夜饭规模不是特别大，但人员附带着的标签构成已经足以支撑起任何一部国产家庭伦理剧。

　　先来说说我的老舅。我的老舅是标准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工人，50年代出生，完整地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从此对红薯一类粗粮深恶痛绝。下乡插过队，atv，组织推荐当过工农兵学员，参加工作后在国企当了一辈子产业工人，人生轨迹单纯地像春晚的小品，几个红头文件组成了大半辈子的生活。

　　按照段子里的剧情，酒过三巡之后的老舅应该在饭桌上这么教训我：

　　“网上的那些工作都是骗人的，前几天我还在新闻里看到好几个什么创业的，骗融资最后都跑路了，你这公司名字我都没听过，到底靠不靠谱啊？你还是考虑考虑回厂里吧，厂办还缺几个秘书，干几年出来之后都是当官的……”

　　而我应该这样大快人心地怼回去：

　　“其实我也挺想回厂里的，可最近看报纸吧，老工业基地都在经济衰退，以前那些看着还不错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裁员，也挺危险，咱家没有波及吧？听说最近已经连续好几年报亏，过年连个红包都发不出来了……”

　　但实际上这个我精心准备好的套路到散席也没用着，原因就在于老舅今年换成了舅妈用剩下的 iPhone6 ，开启了全新的4G手机时代。于是，在除夕夜当天的年夜饭上，他不仅熟练地刷过年红包、以最快的速度集满了五福，还学会了入口被深埋（相对于抢红包）的AR红包，带着七大姑八大姨们满屋子转，低头族们瞬间开起了运动模式，对我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并没有什么兴趣。

　　乍一看这样奇特而又热闹的使用场景，我们是不是错怪了产品经理们？

　　离异打拼的姑姑说读书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