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春节的热点很多，宁波动物园的老虎、B站被黑、春晚、支付宝五福。但随着酒席和鞭炮声从喧嚣到冷寂，我们在春节的末尾却都想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以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在回乡的火车上，《成都》响起，一夜“赵雷”，朋友圈迎面吹来90年代民谣微醺的风。除了饺子，民谣配酒也是越“吃”越有。无论是老狼的《同桌的你》，还是李志的《青春》，都有一种伴随着回忆的微醺感。

本来嘛，民谣的特色归结起来就是这种“微醺感”，恍如在浓妆艳抹的韩流和器音沉重的欧美流中，“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要我说，木吉他虽然是舶来品，但民谣的词和曲，才是国人能感同身受的宁静。

其实，从《董小姐》到《安河桥北》，再到《南山南》，乃至《成都》，我们逐渐被“过时”的民谣驯服，无不映射着小市民文化的再次兴起，以及我们对真正的匠人情怀的感性窥探。

市民文化在宋元发轫，明清勃兴，宋词元曲、明清传奇都写照着那个物质相比匮乏，但精神富足的市民时代。近代中国，大规模战争中断了市民文化的发展，在山河破碎的时代，个人的情绪让步于民族大义，爱情、回忆的主题都被视为靡靡之音。

民谣，笔者的理解也是市民文化的一种。在长久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90年代这一艺术形式得以发展（当然，台湾地区60-70年代已经有自己的民谣曲系），同志情、战友情、老乡情，随着破冰的暖风与同学请、男女情共融共生。直到以老狼、李志、朴树为代表的民谣派崛起，这种轻而不燥的音乐，传唱开来。

从共情的角度看，“火车汽笛拉响，我走神的心情，去黑夜，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站台。”民谣构建的场景都非常简单，无不都是一些小的生活场景片段，而这些生活场景都是我们这些小市民生命某个时刻正在经历着的。

民谣给我们带来的共情，最抓心的就是，它以一种诗意的表达，描述了我们某一时刻的心绪，而这种心绪用图片、文字都无法饱和地诉说。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恰似你的故事，又好似不是你的故事。

如果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若比邻”，一诗便是一景。民谣则是“去到别的城市，只是毫无心情地经过你”，一唱便是一情。

不过，确切而言，市民文化和二次元文化、宅文化一样属于亚文化的一部分，从定性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对主流文化的补位。

除了，主流阶层的文化需要记录，平民百姓一样需要被文化记住。好比，出租车司机的大茶杯、交通电台，90后的初音未来，00后的《极乐净土》。在被PPAP这类神曲不断洗脑的大众文化背后，主流被解构，《三国》诸葛亮骂王朗中，诸葛亮成了“电音琴魔”，而敦厚的唐僧则成了“拖欠悟坑（谐音）”工资的“唐三胖”。

就像，吃足了猪牛鸡羊后，我们追求“野味”，在春节捞足了油水后，我们选择了寡淡。同肠胃需要平复类似，在文化背景下，我们的审美也需要平复，甚至是抚慰，代表市民的民谣正好矫正了我们变形的审美。

在“回忆是思念的愁”的徐风下，我们仿佛不是赵雷，又仿佛都是赵雷。一夜“赵雷”，市民文化大好。

匠人情怀是被互联网“糟蹋”的一个词语，就连彩虹合唱团都高唱：“收起你的匠人情怀”。我们对匠人情怀的鄙视已经拔高到传销、诈骗、画大饼的高度。但实际上，越是对一种“东西”抵制反而印证着我们对这个“东西”希望它变好，希望它真正成为“好东西”的冲动。

《成都》是首“好东西”，当然，它之前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咬春》也都是“好东西”。有人认为赵雷是个怀才不遇的好音乐人，这本没有错，但一味强调它生活多么穷困，在重复事实的同时，反而令人有“卖惨”的担忧。

而如果走向“卖惨”，atv，“某国某声音”不再被消费者买单也成为共识。这会让赵雷走向一个极端，但自然而然，相信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一个写着《吉姆餐厅》用“沉睡吧吉姆餐厅沉睡呀儿时乐土”怀念自己母亲的音乐人，应当担当得起匠人这个称号。

真正的匠人是什么？其实，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环卫工人，一心一意做好环卫工作，当称匠人；出租车司机，一心一意只专注开好车，当称匠人；面馆的老板，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做好每一碗面，当称匠人；一个好编辑，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一心一意，当称匠人；一个理发师，一心一意对待每一个顾客，保证品质，当称匠人。匠人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