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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岳父的70岁生日是在一首带有电子舞曲风格的拉丁语RAP中开场的。

　　他孙子请来的歌舞艺术团对乡间的巡回演出显然非常熟悉，在发现客户家电压不稳的情况后，他们及时赶往镇上，借来一台发电机解决了问题。

　　等待人们从火炉边起身重新聚集到舞台下方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首RAP。我一度怀疑我的耳朵——换作是你在常德市汉寿县月明谭乡听到这样一首音乐，你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靠近控台，希望搞清楚这是一首什么歌。

　　然后我发现： 控台上的输出设备只有一台OPPO牌的手机，它显示这首歌来自“网易云音乐”里一个名叫“节奏感超强的DJ混编舞曲组合”的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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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寿，人们的新年民俗开始出现了新的标准程序—— 当人们到亲友家拜年时，第一句是“新年好”，第二句则往往是“有WiFi吗？”

　　通常都有，但WiFI不是为电脑准备的。我在常德待了6天，没有见到过除我之外的其他人使用过电脑—— 我们曾对电脑寄予厚望，但真正让世界变平的，是手机。

　　建立社交关系的物理成本，曾经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在古代，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产生于家族成员之间、邻里之间——从根本上说，这造就了我们的血缘和故乡。

　　但是移动互联网让背景悬殊的人用上了一样的手机，听起了一样的音乐，也开始让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从前难以想象的关系。一顿饭、一杯咖啡、一场电影变成了在“关注”按钮上的轻轻一击，物理空间上的限制也被完全抹平。

　　每个人的社交关系数量都在迅速膨胀。2G时代手机的通讯录最多只能添加255人，却很少有听说谁的通讯录不够用。但现在，许多人在网络上的社交关系数量都要以千计数。

　　而且， 血缘、家乡对我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网络关系却是我们一生中不断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从自由选择社交关系和信息来源的角度说，我们肯定是历史上最自由的一代人。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和亲友一年一聚，却在寒暄两句之后，低头刷起了手机——也许手机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对我们更有吸引力。

　　面对祖母的呵责，堂侄是这样回答的： “过年不玩手机，什么时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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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以高效率主动筛选社交关系和信息来源的一个结果，是 “有趣”的标准被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公平地说，“无趣”才是多数人生活的普遍状态，但互联网让我们发现，原来不必像以前那样忍受它。“有趣”几乎被今天的一些互联网精英吹捧为一种宗教——他们凭借自己的“有趣”，坐拥成百上千的粉丝。与此同时，更多“无趣”的人却遭受着某种意义上的冷漠。

　　“有趣”的高标准压制了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交表达，所以我们争先恐后：弹琴唱歌、四杀五杀、刷弹幕刷火箭、直播吃饭——如果不能在网络上受欢迎，就注定要在线下被漠视。

　　过去多年间，丰裕的物质条件不断吊高我们的胃口，最终瓦解了我们对“年饭”的期待。而现在，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 标准不断提高的“有趣”，atv，则开始瓦解我们在文化意义上对“年味”的期待——无论是远高于日常标准的庆典式的仪式感，还是原本偶尔才被允许的放纵的狂欢，如今我们都习以为常。

　　这或许是信息时代的副作用，但你很难用好坏去评价它。

　　年初二，我给身处无锡的母亲连续发了5条视频——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虎山外的游人，透过他们的手机，开奖，从不同角度发来了老虎袭人的现场视频。

　　我妈逐一播放了这些视频，然后表示了抗议：“你给我发这些干什么？我以为是我孙子的视频呢。”

　　其实每个人都在试图通过网络获得那些让自己感到有趣的东西，只是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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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辈对互联网的态度是最淡漠的，他们大部分的人生曲线都和互联网相平行。他们围坐在火炉边，打牌、下棋、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