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送和不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医生，也是尽力尽为，甚至也有帮病人取药，手下医生陪同检查的。 红包带来的结果，类似于现在国营医院的“特需医疗”。

　　后来的红包，性质开始逐渐发生一些改变。

　　一方面社会对红包的谴责和监督加重。另一方面 各家医院陆续开出特需部，把红包由暗变明，医院从中收利。再有一个重要现象：医药公司营销开始占据各大医院。

　　经济利益从“红包”逐渐转向“医药回扣”具有极大的便利：一是病人不知情，二是直接开药就有收益。 回扣从少数“害马之群”，逐渐向正常医生群体蔓延。医院管理层也开始尝到甜头，坐收渔利。

　　医药回扣，即刺激了服务积极性，又增加了医院收入，管理层也掌握药品生杀大权，何乐而不为？

　　相比“回扣”，“红包”还是有几点不同：

　　（1）红包是医生得利，管理层无利；

　　（2）红包提升医疗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医疗现象。

　　（3）患者知道自己的红包花在哪里，而对回扣一头雾水。

　　这点意义上讲，红包比回扣更有“道德”些。

　　而回扣，已经成了医生要求执行阳光收入政策的最大障碍，也成了过度医疗的驱动力，当然也成了悬在医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医生在暴力面前，几无话语权和维权勇气。

　　而暴力，除了来自患方的拳头和刀子，还有来自医院管理层的冷暴力。前者只是局部问题，后者却是普遍问题。

　　当然，对于红包的概念，政府相关部门迄今未对其有明确的定义。这对“走穴”医生来讲，无疑也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刀。

　　在多点执业被限制的年代，有能力的专家外出会诊 （又称走穴、飞刀）成了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紧张的重要手段和现象。

　　然而，医生走穴获得的收入，也属于“红包”吗？

　　三、红包的终极思考

　　写这篇文章的当天，完成三台手术，已经是午后。

　　出手术室，门口被一群姑娘拦住：原来是和睦家儿童医疗基金会的同事们给我送感谢卡。

　　去年签约之时，我提出把自己的门诊收入都捐给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到一些贫困的患儿。家人和医院都支持了我的想法。是他们的信任，给了我机会。也算是每月给贫困儿童的一份“红包”吧。

　　再谈“红包”。

　　上文提到：医生外出会诊所得费用，是否也属于红包呢？

　　在自己刚刚升上主治医生不久，就收到来自浙江台州一家医院的会诊邀请。

　　那是从医以后的第一次会诊。在医院的支持下，打破“主治医生不能外出会诊手术”的规定，得以成行。

　　后来在国内首先开展一些微创技术，来自各地医院的会诊邀请不断。当然，会诊收入也超过薪水。

　　有在盘山公路上夜里驾车赶会诊而差点坠崖。

　　有在当地缺乏器械的情况下，用导尿管塞入病人血管止血救命的。

　　有忙碌一天救活病人而没有得到一分报酬反贴交通费的。

　　有患者送来相当医院月收入数倍的“会诊费”，而我不敢接收的。

　　正是这些“红包”，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对临床技术的不断追求，也弥补了捉襟见肘的薪水。

　　后来，渐渐有些困惑：

　　医生仅靠微薄的薪水，如何能够支撑家庭？

　　如果没有这些会诊的收入，是否会在日常工作中收取红包？

　　如果没有红包，是否会接受药品回扣？

　　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是否会想方设法过度用药，而给病人增加成倍的费用？

　　更困惑的是：

　　医生的劳动价值，为什么非得用“红包”的形式去体现？

　　为什么不可以让医生的劳动有公开合理的价格体现，并依法纳税呢？

　　在医保无法覆盖和政府无法提供全民高质量医疗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放开商业保险，解除国营医院垄断，让患者看病不贵不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