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在某一款产品上消费时长和“用完走人”的极简化原则之间，是一种不同的产品设计理念，当这种冲突加剧时，我们甚至看到了张小龙不得不援引外部的资源支持（甚至包括《人类简史》一书中的作者理念），试图来平复内部的不同争议和声音。

　　希腊城邦当年为了实现民主原则，规定一个城邦容纳的市民数量不能超过3050个，张小龙也谈及一个组织的最佳规模人数为150人左右，一个人一生所能花费的时间不会一般超过100年×365天×24小时（876000小时），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变得足够简单：为什么微信2016年还在推出那个不需要下载APP就能弹出的“小程序”弹出框呢？

　　（手机用户数和市场渗透力也同样告别过去5年来的高速增长阶段）

　　这种不同的产品设计理念，除了折射出腾讯内部的不同声音之外，我们甚至能发现这一技术和商业哲学背后的不同渊源：当亚当·斯密以“自私利己的经济人”雄辩地假设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之后，18世纪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合流就告诉我们：任何的增长都可以使无边界的（包括了资本复利、产品用户、技术演进）；而另一种声音却因为不合符商业哲学受到明显的抵制和故意忽略，成为了“边缘人”。

　　这就是“生态主义”者的眼光。在生态主义者看来，在一种共生的组织模型环境中（首先表现为物种），任何增长都存在边界，就像一种物种的无限增长（比如智人），最终不可避免带来了环境的恶化甚至最终崩溃一样。商业帝国和军事帝国的内在逻辑完全一样，两者都并非死于实力不够，而是边界过大，内部资源不足以支撑无限膨胀的边界，而必然走向崩溃。

　　（《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有趣证明了这一点：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科学革命，进入帝国时代之后，智人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依商业化之力，加速了自然环境生态的恶化直到最终崩溃）

　　在微信即将正式推出的“小程序”和张小龙坚持的“用完走人”之间，我们看到了这一明星产品的“歧路彷徨”。事实上，微信作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管理器”方面，它的出现，的确大大促进了中国这样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信息帝国内部的自由平等流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其成功的奥秘，但微信在企业级服务方面，从过去的企业服务号，到电商化，再到今天的“小程序”，都难言乐观。

　　（在数字化丛林中，我们失去的和得到的几乎同样多。微信给予每个人社交温情连接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的“孤独症候”——通过虚拟情感链接来代替面对面的人际互动）

　　微信向何处去？它会变得越来越重，还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加速“减肥”？它在等待自我革命的下一个明星产品在哪里？这不仅仅是张小龙和腾讯内部关心的话题，也是每一个微信用户所关注的“自我命运”，在一个数字化丛林里，我们失去的和得到几乎同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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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科技和人文的十字路口，我看见了数字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