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 “ 身份 ” 的结果是，被捐助对象的人生，职业甚至未来的命运，将从此与这件事绑定在一起。因此，获慈善捐助者，将一直被置于大众的监视之中。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拿出来细数，任何一点小的疑问，都可能会让曾经大发善心的人们反攻倒算。问题是，这些“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种粗暴的对私权的干涉。能买得起车和房，离过婚和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能不能接受捐助？接受捐助之后能否利用余款进行二次捐助？这些细节的追究、拷问和质疑放大，都让人精疲力竭，也无从找到真正的答案，但又是舆论场极好的火引子。

我不愿做悲观的预言，但类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内不会停止。这种现象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链，通过量身定做，设计特定的捐助传播方案，然后抽取佣金。这个局面，看上去是一个新的网络环境下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旧套路的互联网+ ：首先，是普遍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包括良好的医疗保障，透明的舆论监督）的缺位；其次，是把这些责任通过“反规则”的方式（公众募捐和社交监督）推卸出去。最后，这种反规则的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新的“慈善营销”模式，并最终走向一种司空见惯的路数，那就是“按闹分配”。

想要打破这种规则，就必须恢复信用，找一家能够信得过的，有足够专业性和公信力的机构，由它进行代理。网民和媒体对机构进行监督，而不是对个人进行直接的监视。然而放眼望去，无论是官方公益组织，民间公益基金会，还是网络公益平台，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承担起这种失落的信用。更糟糕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人认真解决。这个“信用机制”的缺位，好像比单个受捐助者家里有几套房、上一次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等单纯道德和社会阶层身份等并非本质的原因，显得更不重要，这就太荒谬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经济的一个机会。“信用经济”越来越重要了。联想到才过去的支付宝“芝麻信用风波”，如果真正意义上，社会信用较高（当然，不能仅仅是经济水平或消费能力较高）的人，能够获得的是更多帮助机会而不是更多女大学生福利，或许对于纠正慈善乱象会有一定帮助。

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牢记，罗一笑，或者她潜在的病友，正在为所有这一切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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