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个地区的例子，2015 年，位居西部的贵州省，j2直播，互联网普及率仅为 34.9 % ，而浙江省的互联网普及率为 65.9 %，足足差了将近一倍。至于网络质量，网络流畅度，居民对于网络的使用能力，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数据均来自于两省发布的《互联网发展报告》）

也许有人会认为，随着网络发展，网络会最终覆盖到每一个人。但这忽略了一点：互联网带来的先发优势是巨大的。更好的网络，意味着能够先发现机会，机会在互联网中往往稍纵即逝。同样的生意，2010 年开淘宝尚有许多空白期，2016 年开淘宝恐怕就要面临被种种大店压制难以出头。同样去给网约车做司机，2014 年进入 Uber 的人收入可以达到两三万一月，而合并后可能连油耗也付不起，这里的差距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最简单的时机优势。仅考虑这种简单的差距，互联网引发的贫富差距就难以小视。

互联网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只是基础，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它与实体经济是一种 “ 互联网+ ” 的关系。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它们有资本，有基础设施，有挣钱文化，他们需要的是信息对接和商业模式。但是对于欠发达地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互联网，而是各种基本条件的全面革新。互联网，尤其电商革命将所有的供应商和利润透明化，物流变得畅通，实际上也正是对欠发达地区的一种更严厉的挑战：它们没有了信息和区位的传统优势，如果不能够及时找到自己的擅长模式，资本和人才就会比以前更快流入发达地区。

（两个图表：以省计算，淘宝村数量前十位的，均为中东部省份，前五均为沿海省份。地级市计算，均为富裕城市。西部省份的淘宝村仅有五个，不足全部的 1 %。）

当然，这又牵扯到效率与公平的博弈。许多支持互联网经济的人愿意举火车替代马车来说明，互联网是造就就业而不是失业。长远看，这肯定是对的，时代要发展，但这不意味着难以适应时代的 “ 马车夫 ” 就活该被当做 “ 历史的肥料 ”。转型不是简单嘴巴一碰就能成的，实际上，最容易受到互联网电商冲击的，往往是对互联网最不了解的人群，他们往往有一些特征：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不高，开奖，家庭负担重，传统行业从业时间较长。而他们转型，在新经济中重新找到位置无疑最为困难。他们可能是你至今不会用电脑的二叔，也可能是觉得 “ 网络上都是骗子 ” 的王大爷。那么，谁来教育这批人，或者，谁来作为这批人进入互联网的中介？（不要指望政府投入，许多乡村教育本身已经岌岌可危了）

甚至偏见也可能为贫富差距贡献养料，实际上，在北上广之外，甚至就在小城市和乡村的人群中，新的，有活力的商业模式每天都在产生。但是这些模式却容易被忽略：因为它更 “ 草根 ” 甚至更 “ 草莽 ”，它有许多灰色的部分，许多不够优雅的部分，但是确实促进了当地繁荣，这些局限性，本来可以通过更多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析。但是，在以城市中产消费为核心价值观的 “ 主流 ” 互联网圈很容易把这些东西中可取的商业因素像《北京折叠》里描述的 “ 折叠 ” 起来，而更多关注它的猎奇、荒谬、“ 低下 ” 之处。例如将快手中的一部分内容提取出来作为《乡村残酷物语》加以赏鉴，将 OPPO 和 VIVO 的商业模式贴上 “ 厂妹 ” 的标签。似乎绝大多数人的审美和娱乐，包括商业都应该只有一种模板。而这些模式中的积极因素和可能性，都被轻易地无视了。另一方面，这种粗糙的 “ 城市中心论 ” 又促使了相当一批小城市互联网精英不愿意深耕本地，事业有了初步发展以后，便希望来到北上广更激烈的资本竞争中。殊不知，这对于资本和创业者可能都并非好事。

（对带着草莽的模式，居高临下的否定总是容易的。但问题是，应该用什么东西去填补数亿人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