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师们的治学经验，其中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彭桓武曾经用十六个字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选课主动，学友互助，良师指导，环境健康”。彭桓武1931 年入清华物理系，在叶企孙先生“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的教学理念下，物理系的课程内容比较简单，让学生有比较多的时间自己去学习、研究，因而彭桓武主修物理、旁听数学、选修化学。除此之外，他还在《水木常青， 自强不息》一文中回忆道：“……高年级时同屋人少。晚饭后散步中交谈，受益匪浅。记得心理系某学长在散步中介绍心理学各流派的代表作，我一一借来读。偶尔也登门拜访高年级学长或外系的研究生，向他们请教，这些人后来在中国或外国也都成了教授。”彭桓武在清华读本科和研究生的6 年当中有很大的自主学习空间，读了很多书，为一生治学奠定基础。彭先生的16 字治学经验和我上面讲的建设一个良好的学校环境的6 个要素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叶企孙教学思想下，老师讲得比较少并非意味着学生学得少，而是为学生留出足够的自主学习空间。

　　1990年，黄昆先生曾把自己治学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这句话是他毕生的切身体会(图2)。黄昆当年中学毕业报考了清华大学和北洋大学，但都没有考取，最后上了燕京大学。他之所以没有考上清华和北洋，是因为语文成绩比较低。黄昆小学五年级是在上海光华小学念的，后来他父亲到北京工作，黄昆就从小学五年级直接跳到初中二年级，连跳三级。有一次黄先生和我聊起这件事，我给了一个解释：连跳三级，数学缺的课补起来很容易，而语文，特别是作文，补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黄昆家庭比较西化，他英文小说看得很多，英文很好，而中文作文就比较差。他考大学，考庚子赔款留美，都是在作文上吃的亏。黄先生曾说，他特别佩服有的人，命题作文明明没什么可写的，atv，还能洋洋洒洒地写上好几页，让别人读了还觉得有点意思；而他自己则最多写了十几句就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那为什么他后来考庚款留英又录取了呢？这主要是由于语文主考老师是一位老秀才，所有考生的中文作文他都看不上眼，一律给40 分。这样，写得好写得差都是40 分，黄昆就考取了公费留英。黄昆大学本科上的是燕京，他觉得燕京非常适合他。燕京物理系的课程比清华还要少，还要浅，这样他有大量时间可以自学。大三大四两年，黄昆基本都在自学量子力学。后来黄昆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什么课都考不过杨振宁，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杨振宁，他觉得杨振宁是天才，而很多他接触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黄昆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天才。但是量子力学这门课，黄昆却清楚地记得，他考试分数比杨振宁高。

　　图2 黄昆先生手书条幅(1990年11月)

　　学习知识，贵在主动；而在创造知识方面，黄昆总结自己的心得是， 要做到“ 三个善于”——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他的经验，也是他的教训。黄昆在谈到自己科研上的两个活跃时期时说：“年轻时(指在英国的6 年)我的工作特色鲜明，但是没有再往下深入；后来(指‘文革’后的10 年)在深度上比以前要好，解决问题的复杂性质要比年轻时强。”黄昆做研究，年轻时是“一剑封喉”，一篇论文得到了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结论，然而还不善于扩大战果，因此与“夫里德耳振荡”失之交臂，就是一个例子；60 岁后的黄先生在研究深度上比以前要好，但他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

　　杨振宁先生曾经在《物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的文章(图3)，其中谈到他对研究生的十点建议——(1)一方面直觉非常重要，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吸取新的观念修正自己的直觉；(2)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3)博士生为找题目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4)最好在领域开始时进入一个新领域；(5)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6)物理中的难题，往往不能求一举完全解决；(7)和别人讨论往往是十分有用的研究方法；(8)永远不要把“不验自明”定律视为是必然的；(9)把问题扩大往往会引导出好的新发展方向；(10)一个研究生最好不要进入粥少僧多的领域。

　　图3 杨振宁先生发表于2012年第1期《物理》杂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