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则渊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在迅猛发展的新媒体微信公众号中，有一份独具特色的微刊《三思派》悄然兴起。它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办，历经一周年的发展，影响不断扩大。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李万分享信息中偶尔发现了《三思派》，当时顾名思义，以为它源自“三思而后行”，但查看创办者的介绍，方知其宗旨为“专注科技创新领域，Criticism(评论)、Consulting(咨询)、Construction(建设)，做有情怀、有思想、有深度的内容。”故其品牌标识为“3C?三思派”。至于所谓“派(Pie)”，不妨理解为一种特色与风格。快速浏览《三思派》一年来的各期篇目，开奖，重点阅读其中感兴趣的文章，j2直播，可以看到《三思派》显著的特色与风格：它由于“专注科技创新”，突出了“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系列”和“科技成果转化系列”两大特色；同时在我看来，它是“科学学视野下的三思派”，传承了科学学的上海精神，具有视野广阔、海纳百川的海派风格。科学学通过研究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为科技创新提供理论基础；而科技创新领域是科学学的应用研究。“三思”也可以说就是科技、经济、社会三者协调的思考。

从三思派，人们通过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科技成果转化的系列见解，可以了解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上海的实施对策与具体行动；人们通过对国外经验介绍，如法国科研税收信贷政策(CIR)对企业研发支出进行财政补偿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知道了研发作为创新驱动更深层动因之所在。

从三思派，人们不只是看到热门的工业4.0和“互联网+”状况，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科技创新的内在关联，以及它们的实现形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例如李万的《“互联网+”智库：媒体化、极客化、智能化》一文，就分析和展示了“互联网+”向社会多方面的渗透与深刻影响。

从三思派，我们首先了解到15年前美国初兴的会聚技术(NSTC)何以再度提出，引起关注；我们知道了《科学》刊发的一位美国大学普通教授承担的国家项目预算清单，人员劳务费用和校方管理成本费用分别高达50%和36%，这让被科研经费开支困扰的中国大学教师大开眼界。

从三思派，我欣喜地看到大同行中的许多老友新朋，如诸大建、朱春奎、李侠、刘立等，活跃在科技创新的沃土上耕耘探索，为上海发展出谋划策。譬如朱春奎的《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理解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提升了上海在建设科技强国中的地位与责任。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三思派》2016年8月18日开辟了“科学学说”专栏，先后刊发了四位我国科学学开创者的文章：周克的《在深入改革中发展我国的科学学》(1986)，刘吉等的《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1985)，冯之浚的《科学学在中国》(2010)，夏禹龙的《论软科学》(1981)。其中3篇至少首发于30年前，一些读者留言道：“30年前的文章，今日读来依然不晚，还是那么深刻。”“科学学大有可为。”

当然，我也为自己1980年一篇在科学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得以在《三思派》“科学学说”专栏再现而自豪。人们或许对拙作统计显示的历史上哲学高潮引领科学中心的现象疑惑不解，但不会忘记正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解放带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人们不会在意当年对未来世界科学经济多中心的预见，然而当今世界科技经济的大国博弈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难发现，正是上海这四位科学学开拓者高瞻远瞩的见解和创造性贡献，奠定了今日《三思派》的深厚底蕴。我相信，他们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也一定会激励《三思派》及其主办者、编辑们继续前行，再创辉煌。

我期待《三思派》在科学学的视野下，对科技创新的评论、咨询和建设，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