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nevar Bush，1890.3.11~1974.6.26）

　　今天美国的强大，得益于高科技园区，如硅谷、128公路；得益于重大科技项目与工程，如曼哈顿计划；得益于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开奖，如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科研组织；得益于尖端的科研机构，如NSF（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局）等。

这一切，都与一个人密切相关。此人就是罗斯福总统时期的国防科技研究与发展局负责人、美国科技政策奠基人：万尼瓦尔?布什。他曾担任过MIT副校长，服务过五任总统，是奥本海默的顶头上司、也即曼哈顿计划的实质领导者，是128公路高新区的直接推动者，是“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特曼的博士生导师。他被视为“科学家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科学家”。他发表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被誉为科技政策的发源。他还是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不经意间写就的一篇《如果我们会思考》，被认为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互联网以及正在快速发展且将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人工智能的重要概念源头。

可以说，自那时起，美国找到了“罗斯福新政”以外的、对付经济危机的更为有效、更为本质的工具——促进科技创新的公共政策。

由是，在战后长达几十年间，美国政府基本都是世界上对科技研发投资最多的政府。尽管美国联邦政府组成中没有独立的科技管理部门，但它的科技创新决策是整体化和高效化的。总统以及白宫的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预算管理办公室（OMB）、国会两院、联邦各大部等既分权制衡，又高度协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引领世界的重大创新决策。战后以来每一次科技浪潮，背后都有美国政府作为重要推手：从硅谷的崛起，到页岩气的开采，从阿波罗登月到马斯克的龙飞船，美国政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非但没有削减研发支出，而且还持续增加投入、推出重大科研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就推出了“创新美国”战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的NNMI计划以及脑科学计划（2013年）、精准医疗计划（2015年）、微生物组计划（2016年）等。

可以说，在美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作用做到了充分结合。这其中相当的功劳，可以归功于布什当年的呼吁和推动。借用彼时MIT校长、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威斯纳的话：“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没有任何人比万尼瓦尔?布什的影响更为巨大。在20世纪里可能不会再有能与他比肩的人了。”

因此，相比凯恩斯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和遗留的财富，布什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和遗留的财富，不仅不逊于他，甚至还高于他。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过程中，atv，我们尤为急迫地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科技创新公共政策。

　　作者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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