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和接种事宜，由国家医疗健康系统总协调并由国库提供经费支持，英国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负责规范制定执行和信息发布，而药品和健康用品规范署（Medical and Healthcare Product Regulatory Agency，MHRA）负责每一种疫苗的审批、上市以及监督。疫苗从医院和大学实验室走出，再到每个儿童体内，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过程，并且有专门的机构和经费保障疫苗的存储与运输——每个环节上的规定，都写在英国免疫接种的“小绿书”上。

　　而在儿童有可能面临的疫苗风险上，1979年的疫苗赔偿法案，给因为疫苗注射而造成伤残的儿童给予高达12万英镑的赔偿。疫苗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能够被接种人用黄卡（Yellow Card Scheme）记录并提交给医院、汇总在规范署全国的数据库中。即使药品真的出现了损坏和质量问题，还可以直接报告给下属于规范署的缺陷药品中心（Defective Medicine Report Centre），并由中心直接指挥基层的免疫负责部门来应对。

　　这一切，都为疫苗系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基础的保障，在这个关口上容不得一点差错。而在这个基础上，则是更加漫长的公共知识重建。

　　由于无法执行强制措施，说服教育的社区工作成为了推进免疫的重心。面临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不信任，一些社区机构在医疗研究者指导下，采取了第三方中立信息源，给予父母细节上的指导，帮助开奖直播们做出理智的决策（decision aid）。面对疾病的局部爆发，英国医药协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为医生提供了行为建议，并且在国家经费支持下，为所有超龄的儿童补打疫苗，尽最大可能防患未然。

　　最关键的，还是信息的充分传递。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医药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只坐在医院或者实验室里埋头研究是不对的，需要走出来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以及决策者听见。医生团体不断发起请愿，2006年，皇家儿科学院主席汉密尔顿（Patricia Hamilton）牵头，英国顶级的儿科医生和免疫专家联名上书，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专家、媒体和公众共同努力，重建对于MMR疫苗的信任。而在传播端，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承担了沟通科学家和媒体的重任，尽量让媒体获取准确、科学的信息。

　　人们也开始反思，报道的偏差，对于医疗和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可怕的，然而责任绝不只在媒体。科学共同体如何走出来，如何将信息清楚、明白、完全地传递给公众？

　　“普通民众宁愿被动地让自己处于风险中，也不愿主动去冒未知的风险，这是人之常情。”科学媒介中心的一份总结文件中提到。一味地讲“MMR绝对安全”，没有人会相信；而“风险未知”这种话，只会造成更大的恐慌。科学家需要诚实地告诉公众收益与风险，如果不接种会有什么后果，以及免疫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引导每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媒体的救赎

　　与故事的终结

　　最后，维克菲尔德的这篇论文，被证明是一场学术闹剧。而跟着闹剧起舞的媒体，则用另外一种方式完成了救赎。

　　2004年，调查记者布莱恩·迪尔（Brain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发表了一篇经过四个月深入挖掘、证据确凿的报道，指出维克菲尔德及其研究团队在研究伦理上有巨大漏洞，并且和反疫苗诉讼律师存在利益交换。研究证据被人为篡改过，甚至研究对象儿童的父母，也是要进行反疫苗诉讼、期望索赔的家长。换句话说，揪着疫苗事故打官司的律所，贿赂了维克菲尔德，让开奖直播为诉讼提供有利的“学术证据”。

　　这个报道再一次震惊了英国社会。2007年，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对维克菲尔德展开了长达3年的调查，最后宣布取缔维克菲尔德的从医资格。2010年，那篇遗毒12年的论文，终于从《柳叶刀》被完全撤稿。

　　论文被撤稿，维克菲尔德的从医资格也被取消。图片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