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交易是一种协同方式，人们通过在市场上的平等议价、自由买卖实现互通有无，相互协同。斯密及以后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这种协同方式以及协同的主要原则有大量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微观经济学的原著，这里不再赘述。包政教授把市场交易的协同方式命名为“自协同”方式，与之对应，还有一种协同方式——“组织协同”或“管理协同”，即各个市场交易主体内部的协同。这种协同方式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切斯特·巴纳德先生在其《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开始系统提出。组织协同是企业、事业、政府等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同，也就是斯密没有关注到的“别针工场”内部分工之后的协同。巴纳德和紧随其后的赫伯特·西蒙、彼德·德鲁克都是在研究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协同。包政教授认为，社会财富和组织绩效来源的全部密码几乎都在这里。

　　（二）文化作用于分工与协同，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组织绩效

　　借助于包政教授的思维框架，加上本港台直播对文化的重新定义——文化即人类习惯，从文化到绩效的逻辑似乎隐隐若现。

　　文化作为一种习惯，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在劳动分工、市场协同、组织协同过程中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凡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有助于促进市场协同和组织协同的习惯，都会促进组织绩效的提升。相反，凡是阻碍劳动分工、市场协同和组织协同的习惯，都会阻碍组织绩效的提升。文化是通过作用于分工与协同，进而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组织绩效的。

　　从文化到分工协同、再到组织绩效的逻辑链条一旦搭建起来，顿时感觉豁然开朗，无穷无尽的事实佐证扑面而来。

　　1．劳动分工

　　西方新教伦理的“天职观”是最有利于分工的，既然职业是上帝赋予的，便没有什么怀疑和犹豫，只有尽最大努力干好；类似于“天职观”，日本社会有一种“各安其分”的文化观念，即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安守本分，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这种观念无疑也会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分工。

　　相反，中国的三教九流的观念把社会职业分成三六九等，对于上层的职业报以仰视的态度，而对于下层的职业报以鄙视的态度，这种文化观念明显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从而不利于效率的提升。中国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公务员招考，各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趋之若鹜，一个公务员名额甚至会有上千名竞争者；而技术操作工人招聘，大学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投简历，十个单位争抢一个工人。

　　2.市场协同

　　拥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比较容易进行市场协同，而一直以来就比较重视契约观念的基督教社会，更加有利于市场协同。拥有宗教信仰，容易使人产生敬畏心，容易使人具有牢固的道德底线，从而更容易让人相信。比如说，在北京吃羊肉串，清真饭馆往往给人更加可信的感觉，因为回族人至少不敢冒着违反教义的风险去使用其开奖直播劣质肉冒充鲜羊肉；而没有宗教信仰的汉族人（这个例子纯粹是从文化讨论的角度讲的，没有任何歧视汉人的意思，本人也是汉人）则无所畏惧，只要顾客吃不出来，什么肉都敢用。

　　中国市场上出现的地沟油、毒奶粉、假鸡蛋、猪皮胶等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现象，不幸正在印证着这一结论。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而可怜的中国父母连自己孩子喝的放心的奶粉在国内都买不到，无奈只能到香港、日本、欧洲去代购。中国的市场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诚信、信任和信心危机，而这种危机与本港台直播们缺少“信仰”、缺少敬畏感有很大的关系。

　　3.组织协同

　　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比较容易形成组织协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等级观念则无助于形成组织协同，这使得中国人很难组织起来。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合作，能不能长期稳定地合作，无法通过强制来实现，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各自的意愿。而双方各自的合作意愿取决于各自对于组织是否公平、相互之间是否平等的感觉。如果感觉组织是公平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就会愿意继续合作。相反，如果有人感觉组织对自己不公平、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合作的意愿就会降低，久而久之，合作就会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