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职务，周作人主要是挂名任职，并无多少实务。但对于日方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周作人”这个挂名。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周作人在各种场合发表训词，谈“亲仁善邻”，甚至大谈“治安强化运动”。这固然是身在其位的“应酬文章”，但“既非胁迫”，他当然也要自己承担责任。

　　晚年周作人回顾这一事件，表示“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在1946年的审判庭上，周作人答辩称自己是为“照料北大”，“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但当被问及担任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伪新民会委员等职务时，他便“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论保护校产，周作人确有贡献。但这些令他“期期艾艾”之处，恐怕是他自己也不觉得可以辨明的。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生前最后的作品，为个人回忆录，曾于1964年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后来首先在香港出版。

　　“过于退后”的历史悲剧

　　为了理清关键的来龙去脉，用了太多篇幅来讲述附逆这一事件。但周作人之为周作人，毕竟有另外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翻译《贞操论》、介绍蔼斯理，是人道主义、妇女解放思潮的有力推动者，他还曾一度醉心于新村实验，也曾有过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并未持续太久，周作人就发生了向内的转向，他反思“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的自己，“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提出了“自己的园地”的他，成为一个相当彻底的个性主义者，他选择卸下所有的理想与主张，而回归生活本身，寻找“生活之艺术”。他并不是完全不关心现实，但在失望之中，宁愿“闭门读书”，培养达观与闲适的态度。即便卷入了历史运动的大潮，他也始终努力保持自己的个人独立性。

　　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周作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永远的温和客气，以及嗜书成瘾。他对读书和写作的兴趣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瘾，是他生存的方式。张中行将其概括为“学而思，思而学，有所思就写”，“读书成瘾，不读受不了，瘾是勤的更上一层楼”。许广平还谈及鲁迅曾说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周作人好像就有这种以读书来疏离一切，也抵抗一切的能力。无论何时，只要他的手中有书，再有一支笔，他仿佛就能自得其乐，不在乎其他。

　　——于是我们才能看到，无论是附逆期间，还是身陷囹圄，或是此后失去政治权利的晚年，他都不曾停止研读与写作。他在学问与文化上的造诣来自于此，但这又好像是一种遁世与避世的能力，让他无论面临何种艰难或尴尬的情况，只要还能闭门读书，就可以退后一步，平静淡然地应对一切。

　　寻找鲁迅：八十年无梦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