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任何公职，周作人需要靠手中的这支笔赚钱养家糊口。50年代初，在周扬、冯雪峰等人安排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买下周作人译稿，每月预支给他二百元生活费——可以说，这对他已是颇为照顾。同时，他又时常为报纸撰写随笔文章，以稿费补贴家用。这些文章虽然隐约可见他在大环境影响下的一些改变，但无疑是游离于时代文学主潮之外的，不会受到真正的欢迎。

　　由止庵编纂的《周作人译文全集》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周作人的译文作品中，由近三分之二是在1950年后完成，这是继五四之后，他人生第二个翻译高峰，翻译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主要为古希腊和日本的经典文本。

　　在友人的建议下，周作人还开始写作与鲁迅相关的文章。建国之后，鲁迅受到尊崇，有关他的资料也因此备受关注。在这方面，身为鲁迅二弟的周作人自然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在1923年兄弟二人失和之后，周作人几乎从不公开提到鲁迅，但这时他开始写了，并且前后写了几十篇之多，后来结集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文章当然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念及他曾那般决绝地斩断亲密的兄弟之谊，晚年却要靠写鲁迅的回忆文章来糊口，也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吊诡之处。在文章中，周作人控制着微妙的分寸感，采取近乎完全客观的叙述，几乎不加以任何主观判断。但越是微妙小心，越是证明字行之下有无法消泯的尴尬。

　　《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分别初版于1953、1954年，并都在几年之内再版。

　　永远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位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驱、文学革命的主将，是怎么走向那一步的？ 1937年，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都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为什么不走？

　　众所周知，周作人一直醉心于日本文化，他留日数年，将东京视为第二故乡，又与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结婚。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还曾在讲演里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修武备”、“用强力”来应对日本的侵略。

　　不过在这之后，周作人从实际情况考虑“武备”问题时，是持悲观态度的。在1934年冬至日写就的《弃文就武》一文中，他谈到：“假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毋庸讳言”。言下之意，如果两国相争，没有海军的中国恐怕没有应战的能力。

　　同时，他从文化考察的角度写关于日本的文章，atv，每每站在文化研究、甚至人类文化的立场来发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想“离开现时的关系”，考虑“永久的性质”，正是典型的周作人思路。但问题在于：当侵略战争已是迫近的现实，要如何才能“离开”？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说：“当侵略与被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冲突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时，周作人要以纯文化的观点去考察中日关系，从逻辑起点上就走向了迷误。”

　　《周作人传》

　　作者：钱理群

　　版本: 华人出版社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