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整整五十年前的今天，82岁的周作人在北京家中——八道湾十一号，这个他居住了四十余年的地方——离开了人世。据称在当时，他身边空无一人。这位晚景凄凉的新文学巨匠，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几度沉浮，与他相伴到最后的却只有困苦与寂寞。

　　周作人这个名字，谈起来总是免不了几分迟疑与尴尬。这当然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他的附逆与失节。身背“汉奸”之名，他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启蒙的历史贡献，他在散文写作和文学翻译上所达到的成就和高度，都覆上了一层暗影，在许多年中被讳而不谈。而即便现在，越是沉浸于他平淡自然、舒徐自如的文字，越是会生出叹息：这样一个人物，究竟为什么会走出那一步？

　　历史没有如果，周作人的人生早已定格。这位总是以超然、冷静的姿态面对世间的“苦雨斋主人”，最终却身陷于历史评价的深重泥淖之中，实在是一个悲剧。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周作人拖着沉重的病躯，睡在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后院小厨房的铺板上。这期间来看望过他的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曾回忆说：“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

　　位于北京西城区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胡同十一号，这个由鲁迅在1919年购下的院落，先后见证过《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的问世，见证了1923年周氏兄弟二人的失和，见证了周作人四十余年在“苦雨斋”的写作与生活，最后终于又见证了他的死。

　　八道湾胡同十一号旧影。这处居所由鲁迅购下，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三人都曾在此居住。其中，鲁迅和周作人因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在早年关系最为密切，两人又同为五四新文学重要人物，因此“周氏兄弟”通常指他们二人。

　　他的死在外界几乎没有一点反应，骨灰亦没有留下。这固然与时代背景有关，可这种寂寞又远远未止于他的死。直至他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名“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才在国内公开发行。对他作品较大规模的整理与出版，更要迟至20世纪末。他晚年最为看重的翻译作品《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出版社的柜子中静待了近三十年，才终于得以面世。学者钱理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写作《周作人传》，尚还“遭到围攻，横加‘为汉奸辩护’的罪名”。

　　由钟叔河主编的《周作人文类编》十卷是第一套较全收录周作人作品的文集，1998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种寂寞不是因为忘记，而是出于为难和尴尬。在周作人于抗战期间“落水”，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乃至于伪政权教育总署督办等职之后，他就不可能再是曾经人们目中的“知堂先生”了。事实上，在他生前的最后二十二年，他本人就已充分地体验了这种尴尬与寂寞。

　　1945年12月6日，日本投降几个月后，军警包围了八道湾十一号。面对朝向自己的枪口，周作人只站起来说着：“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就被军警带走了。1946年，周作人被解至南京受审，虽有“照料北大”“保护校产”等辩白，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褫夺公权10年。后经复判，改判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先驱、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竟然走到了这样一步，在此之前恐怕无人能想到。

　　已经年过六旬的周作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难以维持之时，才得以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之后，他重新回到北京旧宅，以译书写稿为业。1953年，周作人被法院判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于是他置身于各项政治生活和运动之外，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