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应强化基层治理，扎实深入全面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风俗吞噬着农民有限的财富和国家的扶贫资源，在农村社会没有形成有效自治之时，国家择机介入加强引导显得尤为必要。

　　贺雪峰说，首先要管住基层党员干部，atv，让这部分人不参与；再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订立村规民约等方式，逐渐转变乡村陋习，给不堪重负的广大农民松绑减负。

　　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措施，探索移风易俗。江西省文明委日前出台《江西省农村“推动移风易俗 促进乡风文明”行动方案》，明确规定将移风易俗工作列入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

　　再次，应改革创新农业扶持方式，多措并举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成本。

　　周振涛建议，一方面结合农民需求加强农田水利、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构建大信息平台引导农民合理生产；另一方面着力优化金融、保险等相关服务，结合农业特点推出更多优质低价的金融产品。

　　同时，加大力度规范基层权力使用，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优化创业环境。加强市场监管服务水平，降低农业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农产品入市障碍，让新经济新业态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

　　娶妻难：一些农村家庭因彩礼债台高筑

　　“偏远农村多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今彩礼十几万，其他花费还不算，倾家荡产全抖完，拉下饥荒谁来还？”这是《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某县农村采访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

　　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影响下，象征着喜庆幸福的结婚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家庭负担。记者采访发现，面对“有利可图”的“彩礼经济”，一些农民将女儿看成集市上“竞价”的“商品”，而为应付高额的结婚彩礼，不少农民家庭债台高筑。

　　专家认为，高额彩礼与过去“重男轻女”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密切相关，不仅让婚姻变了味，也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伴随城镇化加速、大量务工人口流动，农村适婚女性数量锐减，高额彩礼在农村仍然存在攀升空间。

　　记者调研发现，西北地区近年来彩礼价格节节攀高，甘肃庆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7850元，而彩礼已经达到了20万元。此外还有“二程”（男方给女方买衣物的钱款）、“三金”等诸多名目繁琐的婚娶习俗，女方还要求买房买车，这样下来一家娶妻成本可高达约60万元。

　　彩礼价格与贫困程度成正比，一些农村生活水平越低，彩礼负担越重，婚嫁矛盾也越突出。中西部一农村第一书记说，当地彩礼价位与家庭收入紧密挂钩：一等属条件较好者，彩礼20万元以上，家里有房有车；二等属于一般，彩礼10万元上下，这种情况居多；三等是花费五六万元去越南、云南等地买媳妇；四等是家庭财力不够，结不起婚。

　　越来越重的婚嫁负担，除了致贫返贫，还衍生不少社会问题。由于“娶妻难”凸显，甘肃庆阳甚至出现了“人市”，每年腊月在县城乡镇繁华区，媒人们聚集在这里说媒拉纤，产生了骗婚、“黑媒婆”职业化等乱象。

　　同时，一些负担沉重的家庭“养老扶幼”问题突出，生活状况令人担忧。自从跟儿媳妇离了婚，儿子就出门打工很少回来，西坡村村民张宗良想给儿子再物色个“二婚”，但彩礼已经涨到了22万元，娶不起。如今，74岁的张宗良成了空巢老人，还抚养着一个留守孙子。走进这个“光棍家庭”，满屋脏乱不堪，桌上剩饭剩菜散发出馊臭。

　　记者调研发现，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彩礼高涨。首先，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由于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男多女少较为普遍。江西、湖北等地一些村小组几乎清一色的小伙子，待嫁女青年变得“金贵”。

　　年逾古稀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年轻时当了近20年村干部。他认为农村传统的“无子意味着绝后”的观念，无形中使得男女比例失调，推高了农村男青年娶妻的难度和成本。村里26岁以上的男光棍就有40多个。

　　其次，经济基础薄弱。记者发现，但凡是婚嫁歪风盛行地，多属工业薄弱的农业县区，外出务工成为当地农民主要选择，而女性外出后大多不愿再返回农村，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稀缺。

　　再次，攀比风气成习。“有时候就是个互相攀比的心理，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如果自己女儿结婚彩礼不如别人家的，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