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新负担"阻碍就近城镇化

　　中西部部分农村调研显示，住房、医疗、婚丧嫁娶等消费性负担有加重迹象

　　一位特困地区的贫困户年收入只有1万元，但当地的彩礼却十分昂贵，为了娶媳妇举债28万元；有的农村“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赶人情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支出；而看病贵、买房贵、教育负担重等问题更加普遍……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中西部部分农村调研发现，随着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教育、住房、医疗、婚丧嫁娶等消费性负担及人情负担有加重迹象，农业现代化过程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性交易负担。

　　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地方就近城镇化步履维艰，部分农村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一些农民收不抵支形成支出型贫困；同时，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存在一定障碍。

　　消费性新负担加重

　　记者近期在湖北、江西、甘肃等地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税费负担锐减，各种强农惠农政策惠及亿万农民。然而，随着农村消费需求的提升，农民在日常生活、教育等方面开支猛增，婚嫁彩礼高企、人情负担沉重，农民消费性的新型负担问题凸显。

　　部分农村结婚彩礼动辄一二十万元，一些农民不得不举债凑彩礼。在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西坡镇西坡村，贫困户刘雪钗小儿子去年结婚，彩礼花费20万元。这笔彩礼已经超过省城兰州水平。刘雪钗家庭年收入约1万元，加上结婚等开销，目前欠下外债28万元。“彩礼这么高，等大儿子结婚，我还得继续借，把人愁的。”刘雪钗说。

　　不少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赶人情成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债，头顶锅来卖。”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说，村里邻居之间随礼要两三百元，远亲至少500元，近亲则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万元，即便是贫困户，赶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万元。

　　而村里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很盛，家里死个人至少要花五六万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场丧事办下来花了18万多元，收的礼金则超过20万元。

　　沉重的社会负担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贫返贫。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中村镇邓家村贫困户邓拴科有两个儿子。25岁的小儿子在西安的一家电脑学校学技术，每年要开支1.5万元；为给大儿子娶媳妇，老张家总共花掉15万元彩礼钱，至今仍欠下2万元外债，迟迟无法脱贫。

　　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少农民家里盖着楼房，但为了孩子教育却不得不“蜗居”在城里的一间间陪读房内，或进城买房，无形中构成了新的家庭负担。

　　今年45岁的高桂女是鄱阳县双港镇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万元，自己陪二女儿在鄱阳县饶州中学读高一。“在这里住很不习惯，既要开销，又不能工作。但看着大家都来陪读，担心自己不来会影响孩子高考发挥。”坐在堆满生活物品的陪读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够陪读开销，还有一个儿子马上要读高中，再来陪读负担更重。

　　一些希望为子女在大城市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农村家长开始择校，部分农村逐渐兴起“择校热”。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东关村村民刘雄标一家租住在县城的一套破房子里，担心农村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县城读书，夫妻俩一年只有五六万元的收入，小孩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大半。

　　还有的农民家庭为让孩子享受到更好教育资源选择在城市买房。

　　47岁的马振华是江西萍乡湘东区下埠镇虎山村村民，平时主要在村镇安装有线电视赚取收入，一年到头能挣六七万元。马振华在村里有栋自建房，去年7月，他在萍乡中学附近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售价约50万元，前些年攒下的收入都拿来买房了。他说，在农村大家彼此熟门熟户，万一家里有点事邻居也有个照应，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家门口就有好学校，家庭负担肯定小很多”。

　　医疗开支是农村家庭开支的重要部分，一些农民感叹“病不起”。江西省万年县杨芳村村民许保发今年60多岁，妻子早年去世，父子俩相依为命。自认为身体壮实，许保发常年在外从事重体力劳动，基本没有体检过，身患心脏病却不知情。

　　许保发说：“没检出来还好，万一检查出来怎么办，家里还是拿不出钱来呀。”今年2月，外出打工的他不幸中风，初步治疗花去两三万元。由于家庭收入捉襟见肘，进一步治疗需要花十余万元，不得不暂时搁置。

　　记者采访了解到，“宁可不知道、也不想体检”的心态在农民家庭里较为普遍，因病致贫也是很多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