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当前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趋势逐渐显现，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节节攀升。55岁的监利县周老嘴镇大李村二组村民吴登喜有记账的习惯，他家里生活开支增长很快，近几年都超过2万元，今年过年办年货就花了1万多元。

　　吴登喜说：“以前农民都是自给自足，日常开销很小，现在都不怎么养猪种菜了，还老在一块吃吃喝喝，不少人柴米油菜都靠买，这无形中就把开支搞大了。”

　　出现“二次空心化”现象

　　中西部部分农民面临的这些新负担，势必让一部分人进城难、返乡难，影响就近城镇化进程，制约农村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还会让原本就生活困难的农民难上加难，形成支出型贫困。

　　中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要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农民或在家盖起了楼房，或在乡镇或县城买房置业，但由于生活成本渐涨、本地就业机会少，他们不敢返乡、无法进城。

　　刚在县城宽敞的新房陪两个孩子过完春节，湖北崇阳的“80后”农民工汪庆夫妻俩就返回了上海的工厂，他们原本想在县城找活，由于工资较低不得不放弃。

　　汪庆说：“孩子慢慢大了，家里房子也装修好了，很想回来工作，但家里的工资比上海每月要低两三千元，自家房贷、小孩读书负担很重，直播，只能在外面再干两年了。”

　　湖北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袁长波说，由于农村社会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团聚；过个年至少要花1万元，有的人就六七年不回家过年，以规避这些人情负担。

　　在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建起了两三层的楼房，但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房屋空置率高达50%，呈现“二次空心化”趋势，形成资源浪费。“以前大家外出打工是为了盖房子，现在房子盖好了，家里还是留不住人。”今年66岁的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

　　制度性交易负担较重，影响农业效益和农村新业态发展。中西部某县一“80后”创业青年两年前从北京返乡从事农村电商，主打黑芝麻系列产品。他说，黑芝麻进入大市场的第一步便是进行产品资质认证，然而自己去跑认证半年都不一定能办下来，而给中介交万把块钱，轻轻松松一个星期就能办下来。

　　此外，随着农业规模化、现代化逐渐普及，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监利县福娃三丰水稻专业合作社流转了2400多亩、代管1万多亩田地。合作社负责人周振涛说，由于银行贷款难，他不得不找民间借贷，去年光利息就付了10多万元，占到利润的40%。“现在合作社普遍缺资金，利息成本成了很大的负担。”

　　银行贷款“嫌贫爱富”这一老问题逐渐成为农业新业态发展的“拦路虎”。

　　今年32岁的肖敏奇是中部某县村民，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外打工十年后，肖敏奇决定返乡创业，从事农村电商，销售村里的大米以及部分土特产。同时，他还去贵州织金县取经，在家种植红托竹荪。

　　但由于市场研判失误，红托竹荪的销路不畅，去年一年肖敏奇亏损一万多元。创业不顺，加上未成婚，肖敏奇父母也看着着急。过完年后，他重新背起包袱，跟亲戚去云南学手艺。

　　肖敏奇说，村里一些种植有机水稻、猕猴桃的农户均有机会拿到政府补贴，但他种植竹荪拿不到，有点难以理解。“他们种植规模有几十亩，确实比我规模大，但我们对资金的需求也不一样。”肖敏奇说，本想去银行贷款闯过“创业的第一道关口”，但得到的回复却是“规模太小，又没抵押，贷不到”。

　　推进供给侧改革

　　基层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注重进一步减轻农民身上的各种新型负担，提高他们的纯收入和财富积累，真正实现致富奔小康。

　　首先，应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袁长波认为，当前农民的需求提升，现有的供给满足不了这些需求，迫使他们花费较大的成本到城市消费。

　　他建议，大力实施农业、农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下沉到乡镇和中心村，送到农民身边，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并逐步引导他们在当地就近完成市民化和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