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主办的《人民公安》杂志曾披露过一组数据：朝阳区聚集了165家外国驻华使馆、22家驻京国际组织机构和159家外国驻京新闻机构；仅CBD地区就集中了1250余家金融机构、25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和110余家国际组织和商会；这里流动人口有175万人，大量以地缘、亲缘、业缘为纽带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地区……朝阳公安分局年均接报110警情60余万件，日接报最高峰值2200余件，年均受理治安案件9万余起，受理涉外案（事）件2900余起。

　　多年下来，王爱青已经形成习惯。无论是买菜的路上，还是遛弯的间隙，只要是发现可疑情况，她就会立即向居委会或社区民警汇报；平日，她就在院里待着，对出入院里的房屋中介，保洁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儿子女儿刚开始不支持她干志愿者，都劝：“您别老出去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之前一个下雪天，王爱青出门巡逻，踩到了地上的小薄冰，一滑摔出了脑震荡，打了半个月的点滴。

　　“我们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人，就是任劳任怨，甘当老黄牛，有什么事都管。”年轻的时候，她参加工作，厂里分配什么活她都卖力干，“都是那个时候教育的，应该说是一种烙印。”

　　十几年前，王爱青刚退休做志愿者的工作，一天夜里，9号门一户传来小姑娘“嗷嗷”一嗓子，她从床上爬起来立马报了警。

　　随后，警察破门而入，才知道有三个人要强奸姑娘。

　　在这块儿地盘上，她什么都管。那天刮大风，七号楼旁的大树枝丫倒下来划破了一户居民家的玻璃，“那是一个潜在危险。”王爱青跑到社区找居委会主任汇报了这件事。“她比社区干部管得都多。”马文茹说。

　　而于福海形容，他们“就是起个眼睛的作用”。这双眼睛像是监控动态的雷达，紧张工作以维护社区的安全。

　　这几年，社区的人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口流动性增大。王爱青并不排拒外来人员，但进院就得登记。院里有多少停车位，她心里一清二楚。车辆进进出出，不按规矩停放的，她一律贴上纸条，“咱们弄的就是11号楼和9号楼，11号楼不占人家车位，就是9号楼老是随便乱停，该进院的不进院，老是占人家地儿”。

　　这么多年下来，王爱青也“摊上过一些事儿”。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年轻女孩走进小区，一个陌生男孩跟在她后面。女孩怀疑自己被跟踪，回头直接和男孩吵了起来。

　　王爱青听到了争吵声，下楼一看，已经围了一圈人，男孩手里拿了块大板砖对着她，“街里街坊你干吗啊？谁敢拍，谁敢动？”她站出来吼了一句。后来了解得知，男孩是过来找亲戚的。结果，这桩乌龙事件周旋到夜里12点，才各自回了家。

　　过去很多个夜里头，王爱青带着警察上门查案，小区居民都认识她，才给开门。

　　三源里小区是朝阳区治安先进社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王爱青每年年底都被朝阳派出所评为治安积极分子，每次发一床被褥作为奖励。

　　同样被评为治安积极分子的还有张复之。她主要负责小区里的其中三栋楼，每栋楼设有楼长和门长，“这边五个门，这边四个门，后边是七个门，门长负责一个门的12户居民社区治安和活动。”她像说顺口溜一样，语速很快。

　　最近，由于外面的人经常跑到小区里上厕所，院里丢了几辆自行车和三轮车，抓不着小偷，张复之心里着急。

　　“现在什么人都上这来上厕所，一天得进来二百人。”她在院里边转边说。突然，她看到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四处张望，快速走过去问：“您来这儿干吗呢？没见过您。”“随便看看。”男人说完匆忙离开了小区。

　　观察屋

　　所有的“任务分配”和“缜密安排”都是在小区一间“值班室”小屋里完成的。

　　平日，这间屋子由五个人轮流值班，只要有陌生人出入小区，志愿者的“雷达”便响起了。

　　王爱青的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视力和听力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衰弱，只是最近脚上长了一个骨刺，疼得厉害，但她仍然闲不住，总寻思下楼转转。

　　那天吃完早饭，她蹒跚着下楼钻进值班室，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两只眼睛紧盯着来往的行人。

　　几分钟后，马红容后脚跟了进来。两人开始聊起小区里的住户。

　　“像四门，有一间两间三四间是老主户，其余的全搬走了，一门还没怎么走。”

　　“瞧我们这三门，还有几个老的，一个我，一个六楼，就这两家了，有的买房了，有的卖了，都租出去了，都不认识了。”

　　小屋是他们信息交流互换的场所，社区里发生的一切少有能逃出他们的视界。

　　一对情侣从窗前路过，“结婚了吗？”马红容摇摇头。

　　65岁的马红容过去是志愿者队长。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她带着一大帮人在小区和大街上巡逻站岗，后来为了照顾孙子，马红容就暂时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