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薪3800元左右，一个月的基本任务要求是600单左右，完成任务后，多余接的单的收入就可以按每送一单6元钱算。”高乐告诉记者，“和南方工资比起来，咱这边是低一些，但现在挣钱的渠道也多，工资的差异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了，我身边的人都不愿意出去。同时，西安毕竟离家近，我还要考虑将来照顾父母以及结婚安家的问题。”

　　送餐员的要求并不高，一家外卖公司配送站的招聘要求非常简单：工作时要穿工作服，会骑电动车，会用智能手机。但这份工作依然有压力，高乐说，我生怕堵车或者雨雪天气，送晚了、饭洒了都会被顾客投诉。

　　不过，即便如此，高乐仍然认为这份工作比在农村种地带给他更多的体面。作为一名“90后”，高乐的成长中伴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在城市里面还是不一样，享受的公共资源比乡下好，知道的多，在同乡面前就很有面子。”

　　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陕西农民工总量为710.7万人，首次突破700万。其中，省内农民工占比78.8%，较上年增加1.9个百分点。另外，atv，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高学历农民工比例明显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军。而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有主见、有知识、年轻敢拼、乐于接受新兴事物，这些“90后”农民工的特质鲜明地体现在高乐身上。尽管他们知道选择留在城市必定充满挑战与艰辛，但他们“城市梦”的初心始终不减。

　　不想孩子也当留守儿童

　　位于西安市西三环里花水社区的小何手机修理店，是一家颇有名气的修理小店。技术好、服务好、价格便宜，这是周围居民对这家店的普遍评价。小店的经营者叫何明亮，是一位来自安康农村的26岁小伙子。

　　“我是在安康上的专科，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想着一定要来西安找份工作。”抱着这样的信念，何明亮毕业后只身来到西安打拼。为了能够在城市生存下来，他靠自己在学校学习掌握的专业技术，在城中村开了这家手机修理店。

　　转眼七年时间过去了，如今，何明亮已结婚生子，安家西安。于外人看来，何明亮与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已没有差别，他早就习惯了城市的工作与生活。“以前就不想回乡下，现在有了孩子更不想回去，更想让娃在城里上学。”采访中，何明亮向记者坦言，他现在的心愿不仅是努力把自己变成城里人，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像城里孩子一样成长。

　　“家里的老人以前也出来做工，我小时候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留守儿童，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那样的童年滋味。我小时候吃过的苦，不想再让孩子也吃。别看孩子年龄还小，日子过的也不算富裕，但我们两口子已经开始给孩子谋划未来了。”

　　在里花水社区，有着不少像何明亮一样的年轻人，也有着不少这样的小店，比如手机贴膜、家电维修、耗材批发等等。这些小店的经营者普遍与何明亮的情况相似，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一群背井离乡、在西安打拼的“90后”农民工。

　　与父辈们进城打工最关心薪酬问题不同，能否享有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和个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则是“90后”农民工最为关心的。就像何明亮所说：“在城市找个活干并不难，难的是要在这里扎根。自己挣扎着出来后，又担心孩子的成长了，总是盼着他们从小有个好的生活环境，有个比自己强的未来。”

　　陕西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丞认为，随着我国户籍改革、城乡统筹、教育公平等事业的发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所担心的问题已经在好转并逐步得到解决。他说：“首先，国家户籍的相关政策已经比较松动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可以变为‘城里人’的。比如有些地方农村的政策也松动了，可以自愿主动放弃农民身份，所以这更多成了一个选择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里发展比较好的，他真的会选择放弃。其次，教育公平这块的趋势是向好的，农村的教育也在改观，可以预期未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不是问题。再者，城乡统筹的发展要鼓励入籍，那么城市必然要为这些人提供相应的配套资源，否则也很难吸引人来落户。”

　　家庭负担不再那么沉重

　　3月11日下午，在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曲鑫卸下了自己拉的一车货，这是当天的最后一单。由于最近行情好，曲鑫打算早早收工约自己的伙计去喝酒庆祝。曲鑫送货的面包车是他个人的，而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往返于各个工地之间，把客户要的建材准时送达。“现在平均一天跑个三趟，一趟起价100元，有电器另加50元。”曲鑫一边数着客户刚交付的运费，一边向记者介绍他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