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后”：告别半生打工

　　“干不动啦，盖完这栋楼就再不接活了。”租住在西安市韦曲南街道西寨村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今年59岁的瓦工张建柱说。

　　屋子里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表面斑驳、堆放着杂物的木桌，没有暖气。张建柱从角落搬出一把椅子，用抹布掸去上面的灰尘，示意记者坐下聊。这一天是3月12日，正值雨天，工地暂时停工，张建柱有了难得的休息时间。

　　从1977年至今，除了偶尔回家探亲或帮着妻子务农，张建柱一直在西安、渭南的各处工地上奔波。这一次，他准备回家了。

　　打工再也打不动了

　　张建柱的建筑工人生涯是从集体时代开始的。1975年，初中毕业的张建柱成为渭南何刘乡人民公社建筑队的一名小工，一天记10个工分，拿4毛钱补助。

　　建筑队的活不是每天都有，张建柱一边和妻子打理着包产到户的土地，一边做了些小买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个跑到渭南城里做包工头的同乡的鼓动下，张建柱也脱离集体建筑队进城了。

　　这一步，让张建柱迈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大迁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进城务工。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成为张建柱们的新身份。由于文化程度较低，踏实本分，男性进入建筑工地，女性进入家政行业，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最多的职业选择。

　　从挖土方、搬砖、扛水泥等最基础的事做起，张建柱渐渐成为瓦工。他辗转于渭南和西安之间的多个建筑工地，一砖一瓦垒砌起一栋栋办公楼、学校教学楼、百货商场和民用住宅。

　　早晨7时上工，中午1个半小时吃饭休息，晚上6时半收工。只要有活干，又不是雨雪天，张建柱每日坚持着这样的生活作息，每过一两个月，将积蓄送回家。2016年全年，妻子拿到了张建柱挣得的4万块钱。

　　到了张建柱这样的年纪，很多农民工开始告别城市。

　　5年前，张建柱本已打算回家种田养老。“给儿子在农村盖了二层新房、娶了媳妇，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可回去待了两个星期就待不住了。“每天看不到收入，心里发慌。”

　　现在，张建柱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前些年交通不便的时候，走路回家，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也不觉得累。有时几天不干活还感觉浑身不舒服。现在不行啦，撑不到半天就腰酸背痛得厉害。”张建柱笑了笑，点了根烟。

　　老了的不是张建柱一人。改革开放近40年，第一代农民工很多已年过六旬。黑发变白发，身体渐佝偻，他们再也不是建筑工地上不畏寒暑的青壮年，或工厂流水线上手脚麻利的女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表明，以“50后”为主体的第一代农民工，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回去要是光种地，一年也就几千块钱收入，和打工相比相差太大。”张建柱没缴社保，自然没有养老金。他寻思着回家做些养殖业生意，以维持后半生的生计。

　　张建柱也注意到，目前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多集中在40岁以上。“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个。我家儿子高中放暑假的时候，曾经跟着我做了几天活，说再不来这地方了，上工时间太长，太累。”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罗丞表示，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年轻人不愿问津，建筑行业劳动力逐渐短缺。而行业本身也在技术升级，或面临劳动力日益老化、新技术乏人驾驭的两难困境。

　　打工打出了一身病

　　相比张建柱，一些农民工告别打工的原因更为无奈——疾病，特别是职业病。“中国职业病的核心是尘肺病，而尘肺病的核心是农民工尘肺病。”在《2016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王克勤写道。据了解，农民工在尘肺病患者中的比例高达90%。

　　年近50岁的李彦江，4年前被诊断为尘肺一期。自此，打工27年的他离开矿山，接受肺灌洗治疗后，回到商洛市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的家中休养。中途他也曾尝试到建筑工地做小工，但由于身体不适无法坚持。如今，他已经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妻子在外打工以及家里小麦和土豆的收成，已经负债近3万元。

　　李彦江只是界河村980户家庭中130余名尘肺病患者中的一个。据大爱清尘基金陕西工作区提供的资料显示，在1986年至1990年外出务工高峰期间，界河村外出务工的人首选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金矿，此后部分人转往山西省晋城市、大同市、临汾市等地的煤矿，以及河北、内蒙古两省区的铁矿、煤矿。村民们踩着村南、村北仅有的两条水泥路，走出秦岭，谋求生计。

　　“去的都是小规模矿山，没和矿上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接受过培训，不懂得什么劳动防护。”李彦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