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清尘基金发布的《2016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中提到，起初，无论是矿主还是农民工，都缺少职业卫生防护意识。伴随着时代的发展，2001年《职业病防治法》对生产作业提出了明确、严格的规范要求，一些工厂改进了技术，也会定期体检。遗憾的是，很多农民工早已深受粉尘之害。

　　为此，罗丞形容第一代农民工为“失落的一代”，他们的打工之路被打上诸多制度不完善的时代烙印。

　　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尘肺病的预防与救治力度”，改变了尘肺病问题长期被忽视的被动局面。

　　2016年1月，国家卫计委、发改委、科技部等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将尘肺病农民工纳入大病保险病享受低保救助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要求。王克勤认为：“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尘肺病农民工问题奠定了基础”。

　　打工一生也有自豪

　　“你看，这是渭南的邮电大楼家属院，这是临潼兵马俑附近的商店……”在城里做建筑工人35年、去年被儿子接到城里家中安享晚年的刘天仁翻出照片给记者介绍。回家之前，他跑了几个城市，给自己参与修建的工程拍了20多张照片。“可惜有些当年在郊区建的，已经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被拆掉了。”

　　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一样，因为亲手搭起一根根钢筋铁骨，亲眼见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刘天仁对打工时待过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

　　相比在老家种田，刘天仁觉得这些年在城里“真正是长见识了”，特别是从沉默寡言渐渐注意和人交往，精心维系和包工头以及工友们的社会关系。“有时候，在一个城中村待得久了，和当地村民也混熟了，经常会有人喊我去家里吃饭，有时候甚至感觉在城里比在家乡还吃得开！”

　　刘天仁并不介意被称呼为“农民工”，他把打工看作自己的立身之本。“我觉得打工是最稳当的，打一天工就有一天的钱。不像做生意，起起伏伏，红火的时候挣钱，亏损倒闭的风险也很大。”

　　让刘天仁最欣慰的是，打工的收入帮助他撑起了家里的大半个天。他有个巴掌大小的黑色软皮记账本，几乎一天不落地记着自己的收入和开销。这些年，靠着刘天仁节余下来的钱，远在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不必为衣食和读书发愁，尽管也曾经历过工资被拖欠的苦恼——“最不安的一次是1996年过年，直到腊月二十九才从包工头手中领到工钱，赶在除夕之前回到了家中。”

　　“那么长时间一个人在外，确实可怜。还记得那年么，他得了病没跟我说，还带我去西安逛了一圈。”坐在一旁的妻子眼眶有点发红，抹了抹眼睛，提醒刘天仁。

　　由于常年饮食不规律，刘天仁42岁时患上了胃病，一发作起来就疼痛难忍，便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想起妻子从未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也从未坐过火车，他带着妻子到西安玩了四五天，逛了近10个景点，把妻子送回家后的第二天才住院检查，所幸身体并无大碍。

　　“在外打工的人，酸甜苦辣都尝尽了。”刘天仁继续翻着那20多张照片，忍不住感叹。双手因为长年累月接触砖块、水泥，很是干燥粗糙，且留下多处裂痕。然而，刘天仁的眉宇间却始终带着笑意。（记者康传义 见习记者 孟珂）

　　“90后”：不再远赴他乡

　　“农民工”这个称谓对于这群“90后”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他们户籍仍在农村，背井离乡，“农民工”这个身份无法抹去；另一方面，atv直播，他们早早在城市落脚，工作安家，有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农村之于他们已然陌生。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镇差异缩小，户籍壁垒打破，人口双向流动。未来，农民将会成为一个职业，而“农民工”，或许止于“90后”。

　　“90后”农民工，渐渐成了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同的期待，他们变身成送餐员、快递派送员等新兴职业群体；他们藏身于城中村的角落，让不起眼的小店变成附近居民的最爱；他们紧紧跟随着城市发展的脚步，打拼出不同于父辈的新的农民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