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房租经济给东莞本地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路径依赖。从2008年开始，东莞集体收益分配总额就超过了集体经营收入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2011年，东莞收不抵支的村（社区）增加到329个，收不抵支的村占全市村总数的比例逼近六成。而已经成片建房的土地既不可能复垦为耕地，也不可能分成小块再划到每个农户名下。可以想象，台商要搬走，只会给浮岗村带来更大损失。

　　最终台湾老板准备秘密搬迁，而村委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厂里的工人，结果工人以跳楼相胁。“就在那栋楼的顶上，”王见智指着面对厂区大门的五层楼说，“后来派出所，武警都来了。”

　　搬迁的事不了了之，而更离谱的事随之而来。这家厂子的供应商听说此事，担心债务偿还能力，前来逼债，要提前结算。工人也纷纷辞职，要赔付补偿金，最后需要一次性拿出现金700万。这家台资厂子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

　　“本来厂子一直有盈利的，运行良好，结果就为了节省租金成本，导致破产”，王见智对此唏嘘不已。他本人是搬厂事件的参与者，帮助该厂租用了搬家用的大货车，而且是垫付，厂子破产后，他垫付的二十万也随之东流。

　　“（市场里）一定是有生有死的，”《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对本刊分析道，“难道最初那些做帽子的，他永远在东莞都能活得很好？

　　那种传统的、靠低廉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它必然要死，因为没有人口红利了。”

　　在李智勇看来，这并非是东莞最大的问题。东莞旧的产业被淘汰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在进来。华为进来了，大疆无人机把生产基地也设在了东莞，“现在很多深圳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是在东莞，它是变相的‘前店后厂’，”李智勇举了一个例子，“原来一个集装箱的衣服可能只够今天100台手机的价值。”看起来东莞的工厂在倒闭，酒店业不行了，但东莞的经济成绩单还不错。

　　“东莞最大的烦恼是本地人心态、观念的转变”，李智勇说，当地人只做配套，工厂过来了，他们提供土地建厂房，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现在制造业这么难做，就出现问题了，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你又不干。你到农村去问一下出租屋房东、业主，他们想着什么。

　　现在他们的想法跟十年前是一样的，可能跟二十年前也一样”，东莞过去太成功了，使得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它的动能丧失掉了”。

　　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尝试求变。“我们这里的转型很艰辛，”王见智站在破败的厂房里，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造这些厂房、酒店过程中的不易，“你的楼层、功能改变了，那你很多消防的、卫生的、环保的证件，都要重新去办，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些部门更多的支持。”

　　王见智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掉了色的横幅：“XX电脑员工生日晚会”，直播，旁边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现在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颜色。这家厂房，如同王见智改造的酒店，代表着东莞一个旧时代的没落。这座城市曾靠着低含金量的传统制造业、混乱无序的酒店业持续了数十年造富神话，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变化的时候。如东莞市委书记说，要用新动能的增长弥补旧动能的萎缩。在东莞，有不少人做着像王见智这样的事情，把那些衰落的厂房、酒店，重新发动起来。（应受访者要求，王见智、宋长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