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长发则决定自己来做。酒店的地是他自己的，没有租金成本。“这块地皮租出去一个月五六十万，一年也要六七百万，两年一千多万”，宋长发说，自己等于每年节省了几百万，自己做压力也不太大。

　　只要愿意投资，内部改造并不太难，难点在于政府审批。宋长发说，自己去民政局拿资料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反问他，“养老院你也敢开？”

　　很多酒店是敢开却不能开。“其他的酒店都十层八层，有的甚至二三十层，你叫它改养老院？装修就要上亿，敲掉它改养老院完全不划算，我只是把那些沙发那些垃圾都搬走就花了二十万”，宋长发说，自己的酒店和其他四星级酒店还是有些不同，楼层比较少，只有6层，占地比较大，这样改造成养老院施工难度就小很多。这场改造下来，他一共花了两千多万，其中一大半是人工成本。

　　还有一些酒店改成了孵化器。爱创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由酒店改造而来的孵化器，位于常平镇的木伦工业区，附近就是“倒霉”的东方天裕酒店以及苦苦支撑的半岛酒店。这个孵化器前身是一间四星酒店，扫黄前的主业是桑拿。

　　“之前酒店里面的光线都是暗的。”爱创产业园总经理朱志强告诉本刊，当时他们打算在原来基础上修修补补就可以，结果发现很难，毕竟桑拿房的风格和孵化器风格相差太大，“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保留可以保留的部分，比如比较明亮的我们就保留下来，中间的基本就把它敲掉了，重新做了”。

　　孵化器成了目前东莞最热门的名词，2015年，有15家企业入围第一批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东莞市政府给这些企业补助最高达到每年300万元。目前东莞已有30余家孵化载体，孵化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参加某镇的规划会议，规划当中提出要把酒店改为孵化器，当时我就感叹一声‘天呀’。”蜂巢咖啡创始人赖万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酒店的盘活应该是旅游，东莞的亮点可以是工业旅游，如果都改成孵化器，我对于它们是否能成长起来，表示怀疑。”

　　“创客链条它要一个氛围，整个东莞搞这个东西的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江炎骏对一窝蜂上孵化器的做法也持保留态度。“这种尝试中100元可能只有1元钱能够获得收益，你必须有99元作为牺牲。东莞搞100个创客空间，可能只会有几个创客空间成功。创新的成功率本来就低。”

　　重新发动

　　王见智开车沿着清溪镇上元路走了两公里，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厂房。“这就是那倒霉台湾人的模具厂。”王见智说。之前的电脑厂房虽然废弃，总算还有两个保安，但这家模具厂的旧址当真荒凉得令人心生寒意。

　　四栋楼围着中厅，上面搭的是玻璃顶棚，这曾是工人饭堂。当时工人围坐在一起，在阳光下进餐。现在顶棚已经全部破碎，只有满地的碎玻璃，四周杂草足有半米高。

　　这片厂房一共一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六千平方米是宿舍，其余是厂房。由于机器使用量增大，厂里工人逐渐减少，到2010年倒闭时，只剩下50人，这50人中，大部分在外租房，与家里人住一起，四千平方米的宿舍只住了五个人。

　　厂房属于清溪镇浮岗村村委会所有，台资老板只是租用，由于宿舍闲置面积过大，台湾投资者有意搬迁到较小的厂房。“可能是台湾人跟当地村委会沟通不是很顺利，在隔壁村租了一个大约1500平方米的没有宿舍的厂房，就决定偷偷搬迁了”，王见智说。

　　东莞的村委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在制造业大爆发初期，建一幢厂房及道路等配套措施会涉及到多个农户的承包地。让企业与相关农户逐个谈判，时间长、难度大、交易成本高。为了平衡村民利益，东莞农村通常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把分田到户的全部或一大部分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建厂房出租。该集体所有的村民，无论耕地是否被厂房及配套的道路等占用，都可以平均地参与分红。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0年以前，对乡村集体招商引资所占用的土地（包括耕地），农村集体上报多少，东莞市政府就批多少，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