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形容，很多人彼此之间都不认识，但“那个氛围就是，你看都跪了，你要跪，不管有没有关系你都要跪。我就想，赶紧让他认错吧，他不认错我们受罪。”

　　“伪装”

　　盟友大多是被家人哄骗来的，在网戒中心的协助下入院。比如王哲，是2011年被母亲刘彩偷偷喂了安眠药后送到这里的，从家到网戒中心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刘彩一直哭。“当时心里很纠结，知道在那里会受苦，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王哲觉得自己成绩足够考大学了，他不想上学，打算用三个月时间写一本书。“我们接受不了了，感觉他就是要玩。”刘彩回忆。

　　王哲父亲听说了临沂网戒中心，特别去考察了一番。刘彩记得丈夫考察回来说很好，“我开始不同意，但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试试。因为当时感觉，三个月后他也不一定去上学。”

　　厌学的徐天曾被父母带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一去就让我填表格，最后居然鉴定出抑郁症。”徐天的同学路飞对此表示惊讶，在他印象里，徐天话很多，人也开朗，根本不像抑郁症。

　　在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看来，网瘾的本质是家庭冲突。“杨永信虽然做到了让家长参与治疗，但很多家长想要一个听话的孩子，孩子因为恐惧听话了，父母就感恩戴德。”

　　网戒中心的院子和楼层。

　　但澎湃新闻接触到的多位离院盟友都表示，这种失去人身自由的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改变，变好是为了顺应家长需求和害怕被电伪装出来的，“见到家长都要喊，并且微笑。”

　　徐天在里面待了7个月，他回忆这里充满压迫感，家长就是天。“表现好就可以避免被电，就忍着装、演。”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生活，刚出院时，他对父母和杨永信都充满恨意，感觉连父母都不能相信。“不敢在父母面前表现出不开心，担心又送我进去。”

　　如今，他已经离开“网戒中心”四年。坐在澎湃新闻记者面前的他，看起来充满活力。他从不认为自己是网瘾少年或者问题少年，只能算在青春期得不到沟通和理解。“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没有觉得我是青春期就要多包容一点。”

　　徐天觉得，杨永信有点异想天开，要想完完全全把一个孩子的性格变成一个固定的样子，基本上不可能的，“硬掰的话就像弹簧一样，给他多少束缚力，它挣脱后就会给你多大弹力。”

　　被送进去三次的张明“心理阴影也很大”。他经常梦到自己被摁在床上，双手插针，“太暴力，很痛苦。”2014年他在里面住了7个月，之后寒暑假又被父母送了进去——因为在电脑上花费的时间太多，父母感觉对他失控。

　　刚满18岁的吴树也被送进去过三次。他认为，杨永信提前教会了他走上社会，该怎样做人。“网戒中心就是一个小社会，为了减圈，为了防止治疗，会打好关系，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面对外界不绝于耳的指责，杨永信微笑着说，他一直在看（评论），“很平静，（内心）没有任何的波澜。”

　　他觉得，这些指责他和网戒中心的往届盟友属于认知有缺陷的人，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他们跟家长以及网戒中心的理解不同。

　　网戒中心墙壁上张贴的往日活动介绍。

　　另一位“返校分享”的盟友叫王平。他的父亲酗酒家暴，父母在他很小时就离婚了。王平从三年级开始迷上了网络游戏，一连几天不出门。母亲曾自杀试图挽回儿子但都失败了，只能把他送到网戒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