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她会想，如果有兄弟姐妹，总有一个人能陪着父母，或许会好很多。在家时偶尔表弟表妹来帮衬一把，她觉得差别很大：“哪怕不帮，跟他们说看着点儿你姑姑，我能出个门，也能解决一大半问题。”

　　父亲也说，孩子多肯定要好一点，“但也不能那么绝对，只能说相对。（如果）小孩不懂事，不争气，那生的再多也没用。”

　　何倩出生于1979年，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那时刚刚提倡“只生一个好”，如果要生第二个也完全可以，但何倩父母商量以后，一致决定要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爹妈，是在时代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人。（何倩妈妈年轻时）上山下乡做知青，我是工农兵第一届大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子女，应该说在当时是必须的，（也觉得）有意义。”何倩父亲说。

　　现在何倩每个月向公司请假三天，往返于上海和昆明之间。为了省钱，都买最晚的机票，深夜抵达后租车开回家。白天就开车带母亲出门散心，找更好的康复机构。几番折腾，最近一次来回后，她自己也发了高烧。

　　然而依旧杯水车薪。飞机上的三小时是何倩唯一觉得“暂时和人间脱离”，没有压力的时光。更多时候，她心里充满担忧和愧疚：“我对我母亲其实是没有陪伴的。很想在她身边。”

　　她想过把父母接来上海，也调查了许多养老院，还想过把房子卖了去租两套，每天下班陪他们。可康复治疗开销不小，转医保手续也很麻烦。更重要的是，父亲习惯了在云南的生活，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对他是极大的安慰，来到上海对他的精神状态未必有好处。

　　“我还跟他说，每个月放他三天假，跟我现在一样，让他回云南找朋友喝酒聊天。”何倩一面考虑着，一面又自我否定：“但我能来回折腾，因为我是年轻人，他恐怕不行。”

　　母亲生病后，家里的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变成了父亲，拿主意做决定。我爸变成了我妈，从被照顾的变成照顾人的。我妈变成了孩子。”何倩叹口气。

　　全家的未来摆在她面前，等着她拿主意：回家，还是不回？

　　“我肯定是要回来的”

　　最多五年，这是费凡给自己设定的回家期限。

　　她是上海人，“90后”，名校毕业后赴美国读硕士，刚留在美国工作不久。2016年圣诞假期回国，父母征求她意见：美国现在挺乱，在那边也很难稳定下来，要不就回来算了？她问：“你们真的要我回来吗？”父母默默想很久，说，随你。

　　“我能感觉到他们自己心里面是想我回来的。但又很矛盾，因为知道这（在国外工作）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回去的话就再也没机会回美国了。我妈不希望我遗憾后悔。”而她自己也很矛盾。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假，对妈妈的担心更真。“她（妈妈）有‘前科’的！”费凡假装生气地嘟囔。本科出国交流期间，妈妈动过一个小手术，没有告诉她。费凡发现后立马改签机票回国。

　　自此有了“心理阴影”。距离就像放大镜，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脑补出无数情节，担心尤其会被放大。研究生最后一学期前，她回国做项目，飞机抵达上海时，只有爸爸来接。费凡心里就犯了嘀咕——平时妈妈肯定也来的。

　　随后她得知，妈妈刚刚又动了一个手术。费凡特别生气，爸爸赶紧解释：小手术而已。“那时候他们估计也不知道是乳腺癌。”没过几天，外婆过世，费凡心里不好受，又担心妈妈，基本寸步不离。那时，妈妈还要去医院做各种术后检查，“等结果的过程非常煎熬。”费凡说。

　　爸爸先拿到检查报告：乳腺原位癌。原位癌是癌症最早期，治愈率较高，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将其列入恶性肿瘤的编码。费凡当时并不知道，满脑子都是：“还回去（美国）干吗呀，研究生也不要念了。”后来知道不那么严重，才稍稍放心。

　　临走时她强调好几遍：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定位软件也毫不犹豫安到了父母手机上：“只要他们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我就会打电话过去，打到接为止。”现在每天还要和父母微信语音。时差13小时，一端说早安，一端说晚安。每周雷打不动视频一次。

　　2016年圣诞回家，同事问她有什么安排。“我说能有什么安排，吃吃饭然后陪爸妈就好了。”费凡还没有想过父母未来养老的问题，总觉得太过遥远，但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要陪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