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两部国产剧《欢乐颂》、《小别离》的热播，也让城市“新中产”成为热门话题。2017年初，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发布消息称，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尽管这一阶层很容易被定位为“中产”，但接受央视采访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却认为自己收入水平、资产总量和消费水平还达不到中产阶层。

　　2017年1月，发表在半月谈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图景：“多毕业于知名高校，从事体面的职业，在大城市安下小家，热爱知识和学习，追求有品质的消费和体验;这又是一个脆弱的族群，下一代的教育、住房、家庭成员的健康都是他们焦虑的来源。”

　　回顾2016，我们将目光投向他们，讲述他们“挣扎在悬浮状态”的焦虑与彷徨，记录他们为梦想和更好明天的不懈奋斗与期盼。

　　“哎，不能捡，这个我们不要了噢。”周霖拉过85岁老母亲的右手，抽出一张花花绿绿的传单，扔回垃圾桶里。母亲左手紧紧拉着她。“乖哦。”周霖伸手理理母亲的鬓角，牵着她继续散步。母亲嘿嘿一笑，望着垃圾桶，一步三回头地跟上。

　　相似的场景一路重复了三四次。周霖今年60岁，是母亲唯一的独生女。三年前，母亲被确诊为阿兹海默症（即民间俗称的“老年痴呆症”）中晚期。

　　“水深火热”

　　“包包呢？”出门散步前，周霖问母亲。母亲乐呵呵地从沙发上翻出一个小包斜挎好。包里有一个老式手机，简单拨号设置为周霖的号码。还有一串记录了母亲基本情况和住址的名牌，和一个小小的卫星定位跟踪器。

　　周霖打开自己的手机捣鼓了两下，屏幕上出现地图和两条蓝色的线——跟踪器会记录母亲早晨在小区内散步的线路，如果超出周霖设定的小区范围，就会响起警报。她打开另一个软件，指着门上的感应器：“这个也是，只要开关门都会记录，我们都能知道。”

　　家里的空调上方安装了摄像头，卧室和厨房也各有一个。这些智能产品都是儿子周祎安装的。

　　周祎是独子，生于1982年，周霖在政府机关上班，响应计生号召只生了周祎一个。后来重组家庭，丈夫也带了一个儿子，家里才算有了两个小孩。

　　作为母亲唯一的女儿和孩子的母亲，年过花甲的周霖一度很焦虑。

　　母亲从2015年春天开始情绪失控，变着花样指责、辱骂家人，在家见什么扔什么，把东西往人身上砸，谁要靠近她就歇斯底里破口大骂，拳打脚踢。“甚至咬我、向我吐口水。”周霖回忆起当时的日子，用“水深火热”来形容。

　　那时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觉得这辈子我可能完了，要被母亲折磨死。”安眠药吃了两年，直到现在，不吃就睡不着觉。丈夫本来身体也不太好，这一来几乎郁闷到了抑郁的地步。儿子周祎那时还远在国外工作。

　　“我只能孤军奋战。”她说。母亲住院，别人家五六个子女轮流来守，她一个人，24小时陪在床边，心力交瘁。恰逢单位组织体检，医生通知她说，体内可能存在恶性包块，需要进一步复查。周霖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这下可以早死早解脱了。”

　　民政部《2015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2亿，占总人口的16.1%——按时间推算，这批人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

　　在周霖看来，自己如今经历的，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下一代因政策而批量出现的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她因而分外体谅儿子：“我以后要是老年痴呆，送养老院，一点儿都不要含糊。”丈夫也说，坚决不要再给下一代添负担。

　　丈夫的父亲在峨眉山脚下的养老院住，一个月2000元钱，有人给送饭送药，洗澡洗衣，周霖一家每月都会去探望。“很多人不理解，好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大逆不道。但没有这个（照顾）能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周霖神情严肃。

　　根据卫计委等部门的指导意见，国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是：对多数老年人，以社区和居家养老为主 ；对有需求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以机构为依托，做好康复护理服务，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2015年5月，周祎回国，召集所有人为外婆制定了特殊护理方案。考虑到老人常年独自生活的习惯，两代人举全家之力又买了一套房给老人住，与周霖家只隔一栋楼。此前周霖给周祎买的婚房也在同一个小区。周祎觉得母亲很有远见：“可以相互照应，也不会说太近，住在一起产生代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