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了一根两米长的擀面杖，站在长辛店大街上，保持着一种未受过现代化侵染的天然的神态。当得知李墨来自五环内时，小伙子突然问道：“你们城里人还买面条吗？你们不得天天下馆子啊。”他来北京四五年了，从来没有进过城，摊子前都是回头客，他不敢休息，一休息长辛店的街坊邻里就没有面条吃了。

　　李墨将要跟他告别的时候，小伙子托她帮忙在网上宣传宣传，又问她微信是不是能跟附近的人聊天。这个25岁的小伙子还是单身。

　　五六环之间生活着许多年轻人。崔灿灿感叹，本来20多岁的年纪应该享受阳光、青草、自由的爱情，但这群年轻人整天担心着工作、买房、改变生存境遇，带着一个村子的人对他的期望，要在北京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每年过年回家，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给你父母买了啥？你在北京买房了吗？结婚了吗?

　　比起物质生活的困苦，打工者精神世界的贫瘠，往往被忽视。

　　杨春龙曾经是生活在昌平区史各庄乡北四村的外来者。他帮别人写论文赚钱，间或写作小说，现在有一个关于北四村的写作计划和一个关于“陌生”的返乡纪录片计划。

　　在艺术家刘伟伟调查北四村的过程中，他们二人成了朋友。

　　在刘伟伟的一个长镜头里，穿着灰色绒衣、红色格子衬衫、土色卡其裤和白色运动鞋的杨春龙，一直沿着北四村的路走着。两旁，是闪着红灯的黑车、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孩、发廊门口抽烟的青年和骑在自行车上等人的男人。

　　平价药店门前贴着促销的红字和本店转让的招牌，比人高的包子蒸笼散发着热气，卖彩票的窗口前闪着五彩的灯，随风飘荡的气球挂在廉价的化妆品店的窗户上。

　　杨春龙走在土路上，路过紧闭的铁栅门和如山的建筑垃圾，卡车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压痕。最后，杨春龙在一片废墟前坐了下来。“孤独和空虚就像黑白无常一样，每天晚上都敲打着我的窗户，逼迫我思考。”他说，每次回老家，都面临一个“陌生化”的问题，回家总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在老家有个嫂子，因为很少见面而羞于打招呼，当他再回家时才知道，这个没来得及打招呼的嫂子已经去世了。在老家，中年人正在变成老年人，老年人陆续去世，刚出生的孩子又不认识。说到这，杨春龙干咳了一声，低头摆弄起手机来。

　　刘伟伟最后找来黑车司机、烙饼店老板和打印店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合唱小组，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他们接过歌词，笑着说字都不认识，有人把手缩在衣袖里，擦了擦鼻涕，带头唱出了这首曾经被群星演绎的歌曲。他们近乎于“吼”一样，越唱越起劲儿，尽管很少在调子上。最后，atv，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0组艺术家进行调查时，形式远比上面提到的丰富。

　　画家佘陈琦在村子里应聘了10个岗位。

　　艺术家闫振振收集拆迁废墟里被丢弃的各类物品。

　　艺术家靳勒拍摄了一个村子的449个厕所，其中441个私人厕所，8个公共厕所。

　　艺术家周艳峰和秦安心像打卡机一样记录了10个打工者每天的生活。有村民好奇：“一个艺术家天天跟着我们记这些干嘛，给我们画张像呗。”

　　导演胡力夫对农村垃圾问题进行拍摄，最后感叹:这个村子好像被忘了，像一片自由的脏土……

　　整个五六环之间就是一台大戏的临时道具，随时可能消失。人员是流动的，拆迁的公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来，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就像一个即将要拆掉的超市，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为它维修坏掉的灯泡了。

　　就在艺术家们调研的过程中，一些村子正在消失，那些留下的文字、图片和影像，成为这里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丝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完成了村子消失前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