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才说，如果严格按照国家当前的规范规定的话，肯定是需要申请许可的，但是，当前的电影播放设备已经普及，一台投影机、一张光盘，甚至从网络上下载资源，都可以用于放映，社区、咖啡馆、学校等很多公共场所，都有过公益播放电影的情况，“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放映，更多地变成一种群众自发的集体娱乐活动。”

　　宋维才认为，在新的环境下，播放行为的定性，就变成了管理前提，“比如放映是纯公益性还是存在商业性，放映的规模、频次、地点、片源情况等，都不能再完全用传统的电影放映规则去衡量约束了。”他说，要依据播放量和实际频率来确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一刀切，“但到底如何界定播放性质，还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对话

　　罗衍宗：不希望有地点限制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免费给村民放电影？

　　罗衍宗：我喜欢电影。我们村子里3个人参加过抗日战争，4个人参加过游击队，上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小，每天吃完饭就听他们讲怎么打日本鬼子，听了后我就爱上了看电影，尤其是抗战片。

　　60年代，村里有个小礼堂，那时候买不起3分钱的票，我就拿我妈的镜子，对着礼堂的窗缝，偷偷地看。当时还看到很多人，都很穷，在礼堂外面看不到电影，我就想长大后买了电影机给他们放电影，不收钱。

　　新京报：为什么会坚持这么多年？

　　罗衍宗：我喜欢做这个事情。这么多年我没收过一分钱，我对电影有深厚的感情，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事业有感情，这个很难推掉。我去放电影，大人小孩都爱看，最爱看抗战剧，他们看到精彩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喊打倒日本鬼子，他们看得高兴，我就高兴。

　　新京报：这十年播放电影投入大吗？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

　　罗衍宗：投入不大。我买了7台电影机，第一台500元，之后1000元、1500元都有，有100多部影片，一部50块，其他的就是给车子加油、吃饭，放电影投入不大。

　　2015年12月，我屋子里电器短路，2楼所有的古董和60部影片都被烧光了，经济来源没有了，影片只剩下41部，祸不单行，我现在经济来源也没有了，后来去山上找草药卖，辛苦一点。

　　新京报：没有经济来源，你还想继续放电影吗？

　　罗衍宗：想，放电影不会花很多钱，机器我有了。

　　新京报：村里有专门的放映员，他们放电影有补贴，你们之间会不会因此发生冲突？

　　罗衍宗：没有这回事，他们放的次数少，没有起过冲突。

　　新京报：当地政府怎么和你说的？

　　罗衍宗：2016年12月26日晚上，去中花村放了最后一场，政府说从今天起你不能再放电影了，办了证以后才能放，他们不像29日态度那么好，拉着脸像仇人一样，我心里不好受。回来后心里像刀绞一样，晚上睡不着觉，抽了5包烟。

　　5日媒体报道后，钦北区文体局，区纪委等来了7、8个人，板城镇镇长也来了，对我说，要办证，现在电影公司、区文体局局长副局长都在这里，决定给你办证件，只要同意马上办，有要求提出来他们马上满足，包括电影机之类的。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不管办不办证，我都有一个条件，不管是哪里的村民叫我，我都要去放，没有地区的限制，他们说不行。

　　新京报：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

　　罗衍宗：不让我去这些地方放，我就和村民脱离了，我心里过不去，我就不干了。如果只能在规定的地点放电影，比如只能在我们村放，其他村的人就看不到了，这不行。

　　农民义务放电影被叫停引争议 当地领导登门协商

　　2017年1月5日下午，钦北区文化体育广电局（以下简称“钦北区文体局”）办公室一名值班领导透露，局里领导班子目前正在开会研究罗衍宗被取消放映资格一事。

　　这名钦北区文体局值班领导表示，局里将会妥善解决罗衍宗的问题，目前局领导已经带队前往板城镇罗衍宗家中登门拜访，协商后续工作。

　　被叫停放电影农民:无法接受办证才能给村民放电影

　　罗衍宗确实不想去办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我是献爱心，不是经营，为什么要办经营许可证？”罗衍宗说，而且这个证件明确规定了经营范围，让他很难接受。他甚至想，如果最终规定只能在固定场所放映电影，“那我就彻底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