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斌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11月29日，最高院指令内蒙古高原再审该案。一年后，内蒙古高院裁定撤销此前判决，发回鄂尔多斯中院重审。

　　双方打了4年多官司，在2010年底又回到起点。

　　鄂尔多斯中院重审后，再次作出判决，认定吕文斌支付540万购矿款，对敖劳不拉煤矿享有49%的权利和义务。刘永林不服上诉，内蒙古高院判决再次确认吕文斌出资540万、占49%份额。刘永林再次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2014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内蒙古高院作出的判决。

　　最高法认为，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虽经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但《协议书》本身作为书证，足以证明刘永林与吕文斌之间存在合伙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事实。

　　对于所占份额的争议，最高法认为，吕文斌的诉讼主张在一审、二审和再审是一贯的。而刘永林代表大连金泽公司与吕文斌签订具有退伙性质的《协议书》，但在该《协议书》约定的付款期限到期后，又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协议书》无效。在本院再审期间，刘永林为了否认与吕文斌合伙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事实，甚至连其本人签订的《付款确认书》确认的付款事实也予以否认，其不诚信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从诚实信用原则考量，吕文斌的陈述更令人相信。

　　一方败诉后告对方诈骗

　　在最高法对这起股纠纷案作出判决前，2013年10月14日，刘永林以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的名义，向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公安局报案，请求追究吕文斌刑事责任。

　　准格尔旗公安局出具的《关于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控告吕文斌涉嫌诈骗一案调查的汇报》显示，刘永林认为吕文斌未出资540万，却向法院起诉要求享有49%的股份，而鄂尔多斯中院和内蒙古高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了判决。

　　刘永林在报案情况中称，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吕文斌向法院提供了虚假的一张200万元、一张340万元的收款收据，其行为是提供伪证涉嫌诈骗。

　　准格尔旗公安局调查后认为，从对刘永林在2004年购买敖劳不拉煤矿的当事人、知情人询问情况看，均能证实刘永林在2004年购矿时垫付540万的事实。

　　“刘永林报案后，我们还专门去了趟大连，从卷宗上看他自己承认有这么回事。”曾经参与办理该案的准格尔旗公安局干警敖永耀告诉澎湃新闻，从调阅大连市中山区法院的案卷看，刘永林本人为了不给吕文斌1500万的退出投资款，为了向法庭证明吕文斌在他购矿时的入股行为，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明吕文斌垫付540万的证据，法院也采信了这些证据。

　　“还有报案人方面的证人，也承认有这么回事。”敖永耀说。此外，在内蒙古几级法院的审理、判决上看，也均采信了吕文斌垫付540万的证据，并依此作出判决。

　　准格尔旗公安局认为，吕文斌垫付540万购矿款情况属实，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决定不予立案。内蒙古金泽有限公司未对此提出行政复议。

　　敖永耀说，2015年、2016年，大连警方先后两次来准格尔旗公安局调取案卷。

　　大连警方跨省抓人

　　在准格尔旗公安局不予刑事立案、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两年多后，2016年10月10日，准格尔旗警方找到吕文斌，告知他已经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网上追逃。

　　两天后，吕文斌被大连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

　　吕文斌家属提供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图片显示，吕文斌被控告合同诈骗，案情是：“广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贵春与吕文斌合伙，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于2004年6月11日在大连市中山区与刘永林签订转让协议，将不属广利公司所有的敖劳不拉煤矿卖给刘永林，骗取刘永林1100万元转让款。”

　　2016年10月15日，李贵春被作为同案犯也被大连警方带走。

　　“把我喊过去谈了下，第二天就给放了，之后又传唤谈话了几次。”李贵春对澎湃新闻说，办案民警询问他的内容都是和敖劳不拉煤矿的纠纷有关，详细问了540万垫付款怎么交。

　　吕文斌的侄儿吕博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也先后两次到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做笔录，办案民警都是询问540万垫付款的情况。

　　“警方调查这个案子，应该就已经调取过各级法院的卷宗，问的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在法院庭审时问过了，最高院也做了判决，不知道为什么又再问一次。”吕博表示不解。

　　2017年1月2日，澎湃新闻电话联系上了刘永林。刘永林坚称自己遭到了吕文斌的诈骗，“过去十几年我一直在上诉、伸冤”。

　　对于目前所拥有的证据材料，刘永林表示暂时不方便提供，“证据很充分，公安机关不查实，检察院可能批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