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因为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我们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08年的以后，我们投了很多基础设施，发展了基础设施，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做。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第二，基础设施回报是长期的项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就是十年。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供给的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车的轮胎折损少了，企业的回报率就多了。所以基础设施的回报跟一般的民间产业回报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还会发现一般的基础设施回报比一般的产业回报低，这种情况下政府该不该做？如果你要民间去做，你要给他垄断力度。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给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上面有垄断的话，那对经济发展不好。如果说不给他垄断，民营经济不去做，那政府该不该做，如果政府不做，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欠债就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

　　实际上这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八十年代以后在华盛顿公识，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下，atv，当时就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就由企业来做。结果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很积极，就是移动通讯系统，其他的基础设施基本没人做。所以今天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南洋那边，都是基础设施欠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其实我在世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创造了这个观点。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那么在做反周期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是基础设施，我很高兴4月30号证监局会议做出了对当前的经济情况的议题，基本上就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大家要支持消费等，我想这些措施是很积极。如果把这些措施都用了，把我们能发挥的空间都用了，那维持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