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2名保安来保护我，他们必须在中午12点前赶过来。”2016年的某一天，早上10点38分，北京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在国内首家“互联网＋安保”平台“人人安”APP上下了单——她需要保安保护她8个小时，每位保安按190元/天计薪。

　　等两名保安员赶到现场才知道，这名女生请保安的原因是躲开前男友的骚扰。

　　人人安是北京安享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开发的应用APP，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类似这样的需求每天都有很多。北京大屯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为上班忙，就雇佣保安接送孩子上学；还有一名在北京拥有两套房子的男子，在离婚期间雇佣10名保安陪护他到达、离开法院。

　　在人人安平台上，用户可以实现“一键叫护卫”及家庭安防系统的定制等人身、财产安全服务。

　　这种应用在2010年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1984年底，在一间位于深圳，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铁皮房里，中国第一家保安公司——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保安服务公司诞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像这家国企一样，专业公司提供安全服务模式的公司，迅速被推广到全国各地。

　　1995年，中国出台了《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政法机关保留企业规范管理若干规定》，写明“保安服务公司只能由公安机关独资开办，其他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经办保安服务公司。”各地的保安行业被公安机关“垄断”。保安公司的“一把手”、“二把手”也都由公安机关中层干部兼任。

　　2000年2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部关于保安服务公司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对保安服务业管理进行统一规范。当年3月，公安部在深圳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1984年以来保安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要求统一领导、统一审批、统一培训、统一经营、统一服装和装备。

　　针对当时保安服务业的状况及存在的治安问题，公安部于1990年5月、1997年11月和2002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清理非法保安组织、规范保安服务市场的专项整治工作，取缔了一批非法保安组织。“一城一公司”的格局逐渐开始形成。

　　2004年，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首次开办了本科“体育保安”专业，招收学生14人。2006年，国家将保安服务人员纳入国家紧缺人才培养工程。

　　到了2007年，全国保安服务企业年营业额超过100亿元，达到152.3亿元。

　　公开资料还显示，参与2008年奥运会安保的保安员有10多万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也有近5000名保安员参与，保安员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安保力量。

　　但对保安员来说，2010年才是真正的“新时代”。按照加入WTO的承诺，中国需调整保安管理政策和体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改革公安机关独家办保安的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办保安服务企业，逐步实现公安机关由“办保安”向“管保安”转变。

　　2010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规范保安服务活动的行政法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之后全国陆续实现了对保安公司和保安员的持证经营和持证上岗，公安机关的角色也逐渐从所有者和管理者不分，逐渐向纯粹的管理者转化。

　　《条例》中不仅明确了私人办保安公司的合法性，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设立保安服务公司，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保安服务公司的经营活动”。

　　不过《条例》中第三条也明确规定，“保安服务行业协会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依法开展保安服务行业自律活动。”

　　回溯可见，这个行业需求的萌发可能远早于市场开放意识的觉醒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国家机关对特种行业的监管会保证业务行为的规范化，规避恶性竞争与黑社会化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设置保安公司的模式固化了保安企业自身的业务“地盘”，并只能在自己的区域开展业务。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安保业务难以开展，客观上形成了保安服务行业的行业垄断和自我封闭，同时又不能对市场安全服务的需求做出快速反映，进而加剧私人保镖、私家侦探等脱离监管的保安服务性质组织大量出现。

　　界面新闻记者采访多个省份保安协会获悉，协会由当地省公安厅统一管理，采访需求必须经过省公安厅同意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