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冷空气从窗户缝隙里渗进来，胡强懒得找老板拿被子，体内的癌细胞让他疼痛难忍，黑暗中，他一直睁着眼，瞪着天花板，四下安静，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因为被癌细胞入侵，59岁的胡强此时应该还在家里的铁矿上，每月拿着月薪3000元的工资，过着铁矿工人的平凡生活。

　　患病之后的每个星期四，胡强早上四点准时从承德出发，七点多到旅馆入住。有时和家人一起，有时他只身一人：第一天检查，验血，做心电图，指标正常；第二天便直接化疗，结束后再拼车回家，“离开了，下一个星期还得回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强来过一次北京：因为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进京上访，最后无果。他一辈子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活着。

　　这是胡强第七次住进这家旅馆。准备化疗前，他去医院找专家做了身体评估。下午，胡梅从旅馆的床上爬起来，出发去医院取评估结果。“结果你给我打印一份。”胡强特意叮嘱她。

　　屋子里闷得慌，胡强披上棉衣外套走出门去，在过道里徘徊。偶尔，狭窄的过道里，胡强立在那里和谢妙聊天。“我现在脖子肚子腹部哪儿都是（癌细胞）了。”谢妙静静地听着。

　　最后，他劝谢妙想开点，劝完，他自己哭了起来。“能治就治两天，不能治……”他声音发颤，突然停住，再不说下去。

　　谢妙看到胡强离开旅馆时的背影，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

　　永远离开旅馆的有两种情况：患者没钱治疗了，或者医院再没有治疗方案了。

　　沈君记得，林妍是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离开的旅馆。“大夫让她回家养着。”离开旅馆以后，林妍给沈君发过两次信息，就没再等到过她的消息。

　　偶尔，沈君还会翻出她的微信照片，看看她的模样。

　　先前的患者走了，新一波的患者又会住进来。等到下一次化疗或复查，离开的患者又会回到这里。就这样循环往复。

　　每个月，除了陪妻子到北京看病，余下的日子里，38岁的沈君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经常往返于内蒙古和山东之间。“回去把患者安排好了，我就出车，在家待着，一天都待不了。”说这话时，他神情木然。

　　沈君的妻子治疗三个疗程以后，医院赠送了一个疗程的药物。等到第四个疗程的时候，沈君先从药房取回赠药，再去医院见主治医生。医生告诉他需要更换治疗方案，之前的药已经不能再用。“我都不知道这药是怎么造出来的，一吃就好几万（元）。”

　　根据新农合报销药物目录，他手里的药没法儿报销。手里拿着妻子用不了的药，沈君在旅馆门口的地上见到一张“回收药物”的纸片。

　　每天上午，在靠近北京肿瘤医院的阜成路大街的这条街道上，收药的广告纸片满地都是，和树下飘下的落叶一起。

　　直到傍晚，这些纸片会和落叶一起被清扫干净；然后第二天，又再出现。

　　张海每天徘徊在各大医院附近，分发收药的小纸片，十几年来，他像搜寻猎物一样寻找有需要的患者。一次交易，他通常能从中抽到约两百元。验药没问题之后，他再把收购的药物转卖给其他需要的患者。

　　沈君找到药贩子，想把手里剩余的药卖掉。在联系了几个药贩子，讨价还价一番后，16000元买来的药最后以800元的价钱卖到了药贩子手中。“回去车费够了，一哥们直接把药拿回来扔河里了，气的。”

　　回到旅馆，沈君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带着妻子回家。下个月，他会再回来，继续治疗。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