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沈君家来说，报销流程显得漫长，好些价格昂贵的药又不能报。“之前报销的钱已经三个月了，还没下来。到手（报销的）也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夫妻俩经常因为钱争吵。

　　“（我们国家）肿瘤（治疗）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门诊治疗，很多地方都不给报销，或者说到了一定的额度之后才有一定比例的报销，就导致看不起病的人没办法，也促使医院周边的一些廉价旅店（出现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分析说。

　　他表示：“

　　这次，沈君和妻子来北京已有半月，他们每天往返于旅馆和医院之间，已经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案。

　　第一次是25000元钱的治疗方案，“但三个疗程后，就不管用了。”第四次来北京，换了新的治疗方案，上午住院，下午出院，一天花费54000元。治疗一次以后，沈君拿不出钱了，只能把妻子送进医院的免费临床试验组，“不然没有别的办法。”

　　沈君没有选择。10月26日早上，妻子再一次和他争执了几句。一气之下，沈君跑到对面阎鹏的房间里，窝在床角处。“她（妻子）看见我就生气，咱现在弄不起钱给人看病。”

　　阎鹏没有回应他，屋子里一阵沉默。

　　那天下午，等了一个多月后，谢妙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她终于等到了住院的床位。

　　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四点，谢妙穿上红色的外套，阎鹏拉着她的手，走出旅馆的房间，穿过公园的小路，越过那道铁门，往肿瘤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如果治疗方案失效，她仍要返回旅馆，等下一个方案。

　　这片自建房共有六七家私人旅馆，住客多数是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外来者很难在这听到笑声，相反，传出来的有时是呜呜的哭声，有时是争吵声，还有病痛发作时的呻吟声。

　　旅馆老板娘何淑静见过各种各样的患者。江苏人何淑静24岁初来北京时，就住在这里。那时她在北京安贞医院里打扫卫生，“我啥都做过，只要是不违法的能养活孩子的事。”何淑静说话嗓门大，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一头卷曲的短发，脖子上挂着一个方型的小包，里面是她收来的房费和各种收据。

　　她是“二房东”，每个月要给房主交4万元的承包费。她并不是这儿最早开旅馆做生意的人——在中国最有名的肿瘤医院旁，这片房子却没有名也没有街道号，一群不愿拆迁的居民把这里出租出去，有一家人开起了旅馆，其他几家陆续也做起来了，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制定了生意规则，井水不犯河水，“病人有需要，我也能糊口。”

　　“我们这没有手续，要有手续你去住宾馆，这一片都是这样，给附近的病人和家属住的。”何淑静说，家庭旅馆并没有办理过经营手续。

　　到这儿住宿的客人甚至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直接交钱就能选择50元至120元价位不等大小不同的房间。小间50元一天，双人间70至80元一天，三人间80至90元一天，四人间100至120元一天。

　　附近公园里的树长得很高，在树的掩映下，这片平房显得萧索。外面堆着生活垃圾，就这样堆着无人清理。

　　尽管没有经营手续，可能有卫生、消防、治安等隐患，但因住宿费用比外边的酒店便宜的多，又邻近医院，客人源源不断，对他们来说，便宜是首要的，要省下钱治疗：“能省一元是一元，多活一天是一天”，有人甚至不希望“癌症旅馆”被关注——担心被报道后，这些旅馆被取缔，“到时让我们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