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并不是要高分，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他想要奖学金，其他成绩都很好，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

　　房子外的精神空间

　　本科的时候，“未来”对陈盈来说还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字眼，她幻想着自己以后将在外企上班，住在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公寓，节奏快，压力大，报酬高，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啪嗒啪嗒，雷厉风行。

　　现在，有时下课晚了，陈盈在7-11便利店买个便当，走在无人的小路上，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总要咬牙顶住呢？就像一个被拉得疲惫不堪的松紧带。从小地方到大学，需要绷，硕士时，继续绷，绷到博士毕业，进了高校，还要绷。

　　“我为房子魔怔，不是我很想在北京买房，而是我这根弦要断了，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个歇脚的地方？”沮丧至极的时候，她也会想“我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不是不该买房。”

　　她曾努力克服买房的焦虑，用前辈的故事激励自己。读本科时，学校有位敦煌学泰斗，没有宿舍，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夫人是教音乐的老师，每天很多人来唱歌弹琴，他在旁边支个小桌子写字，钢笔的头裂了一个口，歪到一边去了，他用手拨回来，接着写。

　　“我有时觉得，中学时候老师、家长灌输给我们的三观有问题，把人的成功具体化成很多标准，比如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有房有车，但其实成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吧？”

　　陈盈的导师说，虽然现在买不起大房子，但做学术的好处是“心中自有欢喜事。”

　　“在专业上，提出独到的有价值的看法，推陈出新，即便大冬天窝在被子里读书也开心。”这是属于陈盈的快乐。她在书里看到更宽广的世界，远比繁华的北京大得多。

　　“一百年前的女性还在裹着小脚，而我已经能够在大学课堂上讲课了。”陈盈说，有的同学喜欢天文学，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放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里，渺小得不值一提。

　　她身边，身居陋室，但“心中自有欢喜事”的例子不少。陈盈的闺蜜两口子，住在一个大开间，局促狭窄，每天晚上老婆开灯加班都让老公睡不好觉。有一年冬天，老公看到窗外的落叶很美，就收集了一把放在家里，老婆开玩笑说，“我们家又少了一平方米。”

　　他们喜欢在晚上绕着故宫骑自行车，说角楼很美，地下通道的坡度刚刚好的舒适。后来他们又买了电动车，为了在秋天阳光好的时候，带着篮子去野餐。他们很早之前就摇到了号买了车，却因为堵车很少开出去。

　　父母想让他们攒钱换更大的房子，他们却更愿意花钱买老式的手摇放映机看电影。陈盈说，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到热门的“文艺圣地”拍照，营造一种自己是文艺青年的错觉。闺蜜两口子衣着普通，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他们不会把放映机和野餐发到朋友圈来让大家点赞，只有三五个密友知道他们的兴趣爱好。“是骨子里的文艺。”

　　只是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陈盈看到她出身优渥的学生，喜欢摄影，喜欢骑行，却很少有人写诗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写诗这种最廉价的疏解方式不再像80年代一样，流行于校园。如今倒是打工诗人层出不穷。“到了物质生活这么丰富的今天，精神生活反倒成了奢侈品。”

　　她看话剧时发现一个现象，通常晚上九点半话剧还没结束时，有一半人就离开了，一路小跑赶去地铁，“你能想象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都是坐立不安的。”去年，北京统计局首次发布北京环路的人口数据，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住在北京五环外。

　　陈盈决定，把新家采光最好的房间当作书房，9平方米，理应是个主卧。关于这间书房，她曾有过很多设想：客厅可以是美式乡村风，有蜂蜜色的实木家具和仿古砖；但书房一定要简约日式或者北欧风，木头保持原来的颜色，微风把窗帘一吹，看着心静。

　　（作者：杨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陈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