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生活诸多不如意，我特别怕影响学生，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陈盈说，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一说是博士，应该是理性的、知性的；一说学文学，应该是风趣的、幽默的。“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并不是。”

　　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艰难重重。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

　　“我的成绩很好，本硕博985，各种社会实践实习，怎么就没人要呢？”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拿着她的简历说，“除了是个女的，没什么可挑剔的。”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不好意思，我们只招男生。”

　　她去投中学、技校、出版社、学术网站，统统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银行、电力、电网这些“好单位”，“很顺利进去”。

　　即便想“委曲求全”，也行不通。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二选一。“要了硕士，没要我”。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应该看看考纲，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陈盈的一位同学，是文艺学女博士，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现在做会务，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看股票新闻的大叔，还有讨论“双11”该淘点啥的同事。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感觉她过得不开心，朋友圈有时发鸡汤，有时发牢骚”。

　　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

　　“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烫着长卷发，叼着烟，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达不到就得离开，而她已经32岁了，“备受歧视”。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也有压力了。”

　　女博士毕业后，通常已经30岁，婚姻问题咄咄逼人，买房生子紧随其后。陈盈的同学，“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她35岁，看起来却像45岁，头发白了，脸上很多皱纹。一直未婚，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一开学术会议，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痛诉“血泪史”。但在科研压力下，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孩子是个宝贝；如果生活都没理顺，那就是个累赘。”

　　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有个师兄，从山沟沟里考出来，他当年落榜多次，但不停地考、不停地考，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最终上了大学，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

　　等到师兄有了孩子，才发现，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那个世界跟你隔着，怎么赶都赶不上。”作为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

　　“以前，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

　　如今，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四天放在天津，三天留给北京，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

　　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人们注重回报，关心现实利益。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他们看起来聪明、自信、见多识广，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读康德，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说自己要出国读书，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